上学说法语，读报用德语

有些国家在做某一特定的事情时使用一种语言，而在做其他事情时则使用另一种语言。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用瓜拉尼语（Guarani），也就是印第安人的本土语言。在希腊，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只用正统希腊语授课，这种语言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再没有人愿意讲，希腊人平时交流都用通俗的希腊语，但是通俗希腊语一直以来没有社会地位，无怪乎直到1903年，《旧约全书》才有通俗希腊语版，全国各地还因此发生了暴乱。

如果一个国家说两种语言，甚至更多，那么很容易产生混淆。比如，在比利时，很多城镇都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一个是法语居民使用，另一个是荷兰语居民使用。于是，一个地方既可以叫Tournai（法语）也可以叫Doornik（荷兰语）。荷兰语所说的Kortrijk就是法语的Coutrai，而法语人士（以及大部分英语人士）都熟悉的城市Bruges（布鲁日），却被当地人称为Brugge，发音当然也和法语不同。虽然布鲁塞尔拥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是，它实际上是佛兰芒湖中的一个小岛，以讲法语为主。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涉及人们的情感问题，至今已有许多政府因为这个问题而下台。问题的症结在于荷兰语居民和法语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变迁。法语居民居住的瓦隆尼亚区（Wallonia），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比利时的经济重镇，但是随着传统重工业，比如金属、煤炭业的衰退，比利时的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了人口众多的法兰德斯地区，而这个地区过去属于落后地区。

当瓦隆尼亚区处于经济鼎盛期时，荷兰方言，即法兰德斯语禁止在国会、法院，甚至是学校使用，这自然引起了多数荷兰语居民长期的不满。双方的抵触情绪一触即发，有一次，佛兰德斯的一些村子中的村民选出了自己的市长，但是这位市长拒绝以荷兰语执行政务，这直接导致了比利时政府两度被推翻，而这次事件留给比利时政府长达10年的阴影。

在讲法语的加拿大，问题似乎更严重。1976年，魁北克分裂主义政党人士在莱韦斯（Rene Levesque）的领导下通过了《101法案》，该法案禁止商业招牌使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限制进入英语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规定移民子女也必须进入法语学校，即使他们的父母都说英语），超过50个人的公司必须使用法语。

负责这条法案实施的委员会名称听起来就很恐怖，叫“法语监督委员会”。他们设置了400名语言警察，一旦发现违规，就会开出高达760美元的罚单。后来，Merry Christmas这样的庆祝圣诞的句子也必须取消，连15000个印有Dunkin' Donuts的袋子都被悉数没收。这些举措激起了魁北克说英语的80万居民的强烈反感。

1988年12月，加拿大最高法庭认定《101法案》有些条款无效，并裁定：魁北克可以规定法语作为主要的商务用语，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商务语言。结果引发了15000名法语居民在蒙特利尔市示威游行，很多双语商标和牌匾遭到了破坏。商店的橱窗被喷上了FLQ三个字母，意思是魁北克解放阵线，其中有一家商店甚至被炸毁。

这种因语言而起的对立情绪即使在离魁北克1000里的地方也可以感觉得到。由于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国家规定所有的地区都必须提供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服务。这种规定在非法语地区引起了极度不满，比如在马尼托巴（Manitoba），当地人主要讲德语和乌克兰语。法语居民在加拿大的人口比例从1961年的29%下降到今天的24%，预计在21世纪将下降至20%。

人们在语言问题上的态度常常出乎意料地强硬。在1989年2月，巴斯克分裂运动武装组织（ETA）以语言和文化的独立为由犯下了672起谋杀罪。虽然这种犯罪行为为我们所不耻，但是，我们对于语言弱势群体的怨气还是很能理解的。

在法语统治区，公开讲巴斯克语可能被逮捕，甚至遭监禁。同样，作为一种介于西班牙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在西班牙使用，尽管有25万人使用这种语言，其人口主要分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onia），最远可及法国的鲁西永地区（Roussillon）。在法国，有几十年时间，只要邮件地址是用布列塔尼语（Breton）写的，就会被退回，上面盖着“地址禁用布列塔尼语”的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是夸张，连说世界语的人都要加以迫害。

语言的压制行为仍然在继续。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己语言报纸和教科书的拥有权发动过暴乱，更有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

在罗马尼亚，有个察格勒（Szeklers）族群，据说，他们所说的匈牙利语是最纯正和优美的。30年中，罗马尼亚政府有计划地蚕食察格勒人的文化，关闭当地学校，或者强迫当地知名匈牙利语言大学——鲍耶大学，与不知名的大学合并，甚至铲平了整个村庄，而所有这些行径政府都打着语言统一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