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吸引力？

如果认为英语之所以能够通行全球，是因为它对于外国人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大部分人说英语，绝不是因为他们很乐意帮助那些懒得去学习外国语言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信不信由你，他们学习英语其实是因为这是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的语言。也许他们愿意在T恤和购物袋上放几个英语单词，但这并不表示工作完回家之后他们还愿意用英语来聊天。

来到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或者奥斯陆，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的英语都说得非常棒，但是如果去当地的书店逛逛，你会发现里面英语书很少。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看用母语写的书，他们也更爱看以母语制作的电视节目。比如，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海滨城市生活的人，大部分都能说英语，而且也能收看到英国电视台的节目，但他们还是宁愿看当地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即使这些节目的质量比不上英语节目。

同样，天空电视台（Sky TV）和超级电视台（Super Channel）这两大面向欧洲的英语电视台在初期曾经在西德获得过成功，但一等到有其他竞争者开始制作和他们类似的节目，并以德语配音，这两家制作英语节目的电视台收视率立刻降到1%，这大概是生活在西德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一事实直接表明，那些德国观众尽管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还是更喜欢看德语电视节目，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在很多地方，英语都是殖民主义的标志。以印度为例，那里只有不到5%的人以英语为日常用语，这个国家的宪法还是用英语写成的，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这门语言的崇拜，而只是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是一个有着1652种方言（其中15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使用每一种语言的人口都不超过16%，以中立的英语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二语言显然是非常实用的做法。

马来西亚情况类似，马来西亚的母语包括泰米尔语、葡萄牙语、泰国语、旁遮普语、12种中国方言和12种马来方言。在行政部门，人们一般使用马来语，做生意的时候讲汉语，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教育界则使用英语。

近年来，这些国家都已经决定要逐步停止使用英语。印度曾计划在1980年之前取消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自20世纪70年代起，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将一种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实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不管这种语言是英语还是马来语，或者色雷斯-弗利吉亚语（Thraco-Phrygian）。在各种语言间进行翻译是一项耗资巨大又费时的事情。

欧盟1987年所做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每翻译一个单词需要支付15美元，每翻译一页文件需要花费500美元，欧盟有1/3的雇员在从事文书和演讲翻译工作。支付给笔译和口译人员的费用在1987年达到了7亿美元，在所有管理成本中名列第三。

每次有新成员加入欧盟，比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会带来新的翻译问题。因为按照《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规定，每个成员国的语言都必须受到平等对待，但即使是在布鲁塞尔这种使用多种语言的地方也很难找到一位能把德语翻译成葡萄牙语，或者把丹麦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译员。

另一个迫切需要国际语言的原因是误译发生的频率较高，且后果严重。比如，1905年俄国和日本签订了一款条约，条约使用的是法语和英语，条约的制定者以为英语中的control和法语中的contrôler含义相同，殊不知英语中的control是“控制或者掌权”的意思，而法语中的contrôler却是指“监督、检查”，结果这个条约最后几乎无法达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官方新闻机构同盟社（Domei）有一次将mokusatsu这个词翻译成了ignor（忽略，其实这个词的含义是“等我们有时间更仔细地考虑之后再做答复”），这险些将日本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沼。

这两个词语意思相差其实非常大，但是日语就是很容易引起这样的误读，因为日语词汇的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实际上，早就有人指出，由于这两种语言在功能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几乎不可能对日语和英语进行完全对等的翻译。比如在日语中，人们认为一个句子最后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华丽的词藻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英语中人们认为这是口才好的表现。

做生意或者进行政治谈判时，讲英语的人更愿意直奔主题，而日本人却由于文化上的特性更倾向于迂回婉转，很少直接说行或者不行。当一个日本人说Kangae sasete kudasi（让我考虑考虑）或者Zensho shimasu（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行”。这已经让很多商人，其中还包括美国总统，误解为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和模棱两可也会影响到日本人自己。英国政治家约翰·大卫·莫利（John David Morley）在《水路贸易的前景》（Pictures from the Water Trade）中就曾经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日本投降时，就有意使用了非常模糊、晦涩难解的词语，以至于尽管普通民众听得很认真，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988年，一位名叫井上和久的议员敦促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制定一些方法使议会辩论中使用的语言不要太过于晦涩、含糊。日本人这种避免直接发表观点的习惯还让他们赢得了“狡猾的日本人”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