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小时就能学会英语

正因为这些无法避免的缺陷，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尤其是20世纪的语言学家，认为一个通行世界的语言的诞生并不在于发明一种注定会走向失败的人造语言，而在于将英语简化，使它更容易学会。要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奥格登（C.K.Ogden）教授编撰了简易英语，他将英语简化为850个基本词汇，其中仅有18个动词：be、come、do、get、give、go、have、keep、let、make、may、put、say、see、seem、send、take和will。奥格登称这些动词已能够描绘所有动作。他还声称绝大多数外国人经过30个小时的辅导之后就能学会这种简易英语。这一招看起来似乎是神来之笔，但它其实有三大缺陷。

首先，那些学会简易英语的人也许能够简单地使用英语进行笔头交流，却几乎看不懂英语，即使是在漫画书或贺卡中都会有他们不认识的单词；其次，在任何语言中，词汇都不是最难学习的部分，词法、语法和习语才更难学，但简易英语对这些几乎没有做任何简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简易英语的词汇量决定了人们很难去描述一些词汇表中没有的事物，比如西瓜（watermelon），如果用简易英语中的词汇，只能这样描述西瓜：一个绿色鸡蛋状的大水果，有着甜甜的红色瓤，味道很好。这样的简易英语学会之后并没有太多作用。

就在同一时期，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的萨克里松教授（R.E. Zachrisson）创立了一套他称之为盎格列语（Anglic）的英语。萨克里松认为英语学习者最大的障碍来自英语单词拼写的不规则。他创造的这种语言本质上还是英语，只是拼写更加规范。这段话就是葛底斯堡演说的开头部分的盎格列语版本：“Forskor and sevn yeerz agoe our faadherz braut forth on this kontinent a nue naeshon...。”（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盎格列语在国际上赢得过一些声誉，但最后也没有流传下来。

也许在人造语言中最有前途的是国际航海用语（Seaspeak），这种语言源于英国，主要是供水手们在繁忙的航路中使用的。创立这种语言的目的是创造一些常用语的固定表达方式，从而将语言沟通上的混乱程度降至最低。如果一句话没听清楚，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比如“你说什么”“对不起，我没听明白，你能再说一遍吗？”“刚才有点静电干扰。你能再重复一下吗？”等。但使用国际航海用语时，只能有一种答复，即“再说一遍”，其他的答复将一律被视为错误。

由于缺乏感情，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计算机似乎是承担翻译任务的最理想选择，但其实我们根本指望不上计算机，因为它们对习惯用语、讽刺性语言和其他非标准语言一窍不通。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如果让计算机对英语中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这个短语进行翻译然后再译回来，得到的却是blind insanity（盲目的疯狂）。

想想计算机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计算圆周率小数点后5000多位，却依然理解不了time flies like an arrow（光阴似箭）和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果蝇喜欢香蕉）之间的区别，或者了解make up a story（虚构故事）、 make up one's face（化妆）和make up after a fight（和解）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词组，这一点的确令人好奇。

现在，或许是世界语获得重视的时候了。一家荷兰计算机公司正在拿世界语作为一种搭桥语言，以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系统。其原理并非是将一种语言直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将这种语言先翻译成世界语，这样就不存在任何语法或者习语上的困难。世界语此时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空气过滤器，去掉了语言上杂质和习语障碍物。

当然，如果我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翻译上的麻烦了，但是这个世界也会少了很多乐趣。肯尼斯·杜兰（Kenneth Turan）1987年在《绅士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描述了一些在欧洲为美国电影配音或者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发生的小插曲。比如在一部影片中，有个警察让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靠边停车（pull over），结果影片的意大利译者翻译成了找他要一件套头毛衣（pullover）；而在另外一部电影中，一个角色问对方可不可以带女伴参加葬礼，结果西班牙语的字幕里变成了可以带个无花果参加葬礼。

据《时代周刊》记载，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为外交官印制了一本俄英成语手册，这本手册后来落入了西方人的手中，结果人们发现里面有很多餐馆点菜时的有趣句型，其中一句是：“Please give me curds, sower cream, fried chicks, pulled bread and one jellyfish.”（请给我凝乳、播种机奶油[1]、炸小鸡[2]、撕开的面包和一份海蜇皮。）购物的时候，根据手册里的说法，这些精通英语的苏联特使要的语言竟是a ladies' worsted-nylon swimming pants（一件女士精纺尼龙游泳裤）。

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身上。美国布莱尼夫航空公司有一则广告想要告诉讲西班牙语的乘客们，他们可以享受真皮（en cuero）座椅，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可以不穿衣服搭飞机（encuero）。

1977年，卡特总统在波兰发表公众演讲时说的是“I wish to learn your opinions and understand your desires in the future”，但他的翻译却译成了“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我对波兰人有性欲）。翻译还告诉波兰人这位总统那天“抛弃”了美国，其实总统说的是“离开”。这样不知所云了几个小时之后，卡特总统明智地“抛弃”了那位翻译。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颇具喜剧色彩，但带来的后果却非常严重。由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国家居然没有一位现代波兰语的翻译，卡特总统只得依赖波兰政府指定的翻译。很自然，这位翻译会按照波兰人的喜好来“解读”卡特总统的发言和声明。例如，当总统想要向那些持不同政见、“想来却不被允许进入会场”的记者致意时，翻译却自作主张地译成了“想来却来不了”的记者，最终听众也没有听出总统的言外之意。

英语国家的人往往过于自负，常常期望其他国家的人会说英语，自己却从不努力学习他人的语言。1986年，学习俄语的美国学生的人数只有25000人，而学习英语的俄国学生的人数却有400万，两者的比例达到了1:160。1986年慕尼黑的《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在全世界对以德语为外语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在美国，选修德语的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有12万，远低于1966年的216万。这种下滑现象可能还将继续下去。1966到1986年间，150所美国大学和学院取消了德语课程。1989年，大约77%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没有选修过任何一门外语。

里根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用“可耻”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1987年，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国会投票通过《经济安全教育法案》，拨出245万美元用于推动美国学生的外语学习，平均下来全美每个人大概得一美分多。这个法案应该能改善目前的状况，但有证据表明，国会的一些成员并不认为一个商业国家的公民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一位国会议员曾经非常严肃地告诉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主席大卫·爱德华博士（Dr. David Edwards）：“如果耶稣基督觉得英语不错，那对我来说会用英语就够了。”

我们不仅的外语学得很糟糕，就是英语也学得不够好。英国不列颠学会（British Academy）的主席英国最顶尖的语言学者之一，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写道：“如果德国、日本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们正在勤奋地学习莎士比亚和艾略特的语言，并且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比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更自豪，那也太讽刺了。”

当说英语的人了解到《牛津英语大词典》在日本的销量和在美国的销量一样，并且比英国还多出了1/3时，他们也许要扪心自问：自己是母语最负责任的捍卫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