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人来说，理论的目的在实际的操作，任何无法经验的事务都不具有意义。当欧洲人忙于意识形态的争辩时，美国人则须面对现实的挑战：殖民的拓展、西向的进展。为了解决困难，美国人根据英国的经验主义，提出了“实用主义”，强调“有用的就是好的”，抛弃“好的才是有用的”的形上哲学思考。

实用主义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行动，含有“实践”（practice）的意味，其主要目的在解决形上学的争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实用主义观念最早来自尼采，因为尼采拒绝任何有绝对性质和普遍真理的道德观念。尼采要将行为和思维完全由形上学的逻辑和道德范围中解放出来。在一般的认知中，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士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及杜威（John Dewey）。皮尔斯最早将实用主义这个名词用于哲学，他在一篇名为〈如何让我们的观念清晰〉(8)的文章中指出，行动是经由怀疑刺激而发生。怀疑带来了观念，观念引发了行动，并产生信念，而且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把观念表达出来。行动是思想唯一的意义，要弄清一个思想的意义，只需要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要想完全明白事物的究竟，只需考虑它有什么样可能的效果。这篇于1878年在《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s Monthly）发表的文章，促成实用主义学说的诞生。皮尔斯强调，要明白一个思想的意义，只需知道这个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人们思考事物时，如果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需考虑它含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影响就是实在的意思。两个意见的争执，指的常是同样的东西，其中的分别在实践(9)。

威廉·詹姆斯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创始者，他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一书中表示，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只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绝对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而是人们熟悉的哲学态度：经验主义的态度。他抛弃了哲学家的许多积习，避开抽象与不适当之处，不从字面上来解决问题，摆脱了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的绝对，重视的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而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除了与具体的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一切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真理。詹姆斯的经验主义是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作经验对象，把零碎的、散乱的经验串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统一的、纯粹的经验的世界，把人的认识、信仰、意欲所及的一切都归结为经验，因此他的经验主义与英国不同，所经验的不只是对象，而是一种意识流（the stream of thought），故又称为“彻底经验论”。按照这种理论，真理是对确定人们的信念有实际效果的观念，有效、有用、成功是真理的根本标志。他主张“一个观念，是有用的。因为是真的”，或者说“是真的，因为是有用的”。

实用主义面对的难题是有关“真理”的问题。西方思想执着的真理与信仰有关，基督是唯一也是绝对的，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也是真理的化身。实用主义要否定过去所遵循的真理就必须提出新的真理观，因此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实用主义真理。他认为，知识来自人的不适感，如何取得平衡，并获得满足感是知识的目的，它不仅需要与外界取得一致，更要与自己取得一致，建立一个思辨秩序，将当下的观念与其他，包括感觉、知觉与传统取得一致。这种新观念必须符合心灵中已经存在的观念才是真实的。真理不是毫无生气的实在摹本，而是活生生的，能够增加和丰富我们的存在，真实的观念可以使我们在事物中游刃有余，行动也会因此而更加确定，唯有如此，真实的观念才会为我们带来内在及外在的和平，可以使我们生活、思考和行动平顺。真理所指的是“能够将经验原来的部分与新的部分结合起来”(10)。在说明实用主义之差异时，詹姆斯用可证真性大于证真性，说明实用主义的精神。

实用主义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为杜威。詹姆斯为实用主义理论提出解说，杜威则将实用主义应用于“生活与教育”之中。杜威思想广博，治学严谨，他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建构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杜威的主要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Curriculum）、《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From absolutism and Experimentalism）等。杜威承续了詹姆斯的基本思想，但加以改变与创新，提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理论，认为思想、观念、理论是人的行为工具。真理的标准在于这些思想、观念、理论是否能引领人们行动，并获得成功。他所强调的工具主义不是对个人的有用或有效，而是具有普遍和公众的特色。真理的效用是将可行的思想或学说，从事另一种改造，并获得效用。杜威一生致力教育活动，他将实用主义与教育理论结合，构成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对美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11)。

发展至20世纪下半叶，实用主义进入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为罗蒂（Richard Rorty），这位被誉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于1931年出生，主要代表作为《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79）、《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1989）。

罗蒂主张一种无根基的、无中心的、无学科的多元文化。他认为哲学史是一部发现谬误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发现真理的历史。(12)针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贫困，以及无效性，他试图找出一个新的活水源头。他认为西方哲学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展出来的系统理论，由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到近代笛卡儿二元论、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现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都是在设法将公共和私人融为一体，强调人类拥有共同人性。早期思想家藉此建立了神学与形上学体系，发展至黑格尔时期，开始跳脱形上学“人性”的思考，改以社会化或历史环境为主，主张在社会化背后，没有任何先于历史的东西，可以用来定义人性，并据此建立 了以“自由”为基础的思想，但并未能解决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张力。罗蒂认为这种等级哲学已失败了，要求放弃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并寻求自然等级的观念。他认为在文化整体中，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目标，不可互相替代。因此主张取消认识论及系统哲学，提出“教化哲学”（edificational philosophy）取代系统哲学，宣称这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这种“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是一个“新实用主义”（new-pragmatism），关切社会问题。在没有系统的引导之下，“实践先于理论”、“民主先于哲学”，透过对话、协商，让不同团体和睦相处。

罗蒂以“偶然”作为其立论的基础。在《偶然、反讽及团结》一书中他指出，真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真理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若单独来看，罗蒂由语言哲学入手，主张只有语句才有真假，世界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不说话，只有我们说话”。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但语言不是一种判准，而是一种游戏。将语言神化，就只是观念论把意识加以神化的翻版而已。

在这种新实用主义之下，人类社会如何形成令人感到好奇，罗蒂提出其看法。他认为人类团结来自“我们之一”的认同，而不是对人类的认同。当“我们”表现出一种地方性意义时，“我们”的团结感才最强烈。我们应该尝试“我们”意识扩大到我们过去视为“他们”的人身上，将与我们不同的人包含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对他人的责任，仅仅是我们生活中公共的部分而已，它必须与我们私人的情感和自我创造的努力共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