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社会中，女权运动是弱势团体争取平权的一项重要指标。美国的女权发展由早期宗教关怀，演变成为民权运动，其间有人道主义的理念，更有社会的实际需求。

从宗教方面来说，美国的女权运动最早受惠于基督教的贵格派教会及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平等理念影响，葛兰（Nancy Gove Cram ）在纽约边区的布道，轰动一时；安妮·李（Anne Lee） 及怀特（Ellen White）组织新教派，也为人津津乐道；福音派建立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同时收男生与女生。尽管男性仍然主导教会活动，但女性已热中参与许多互助团体，从事社会改革，提高家庭的道德。在早期的女权意识觉醒过程中，有许多代表性人物，如比彻（Catharine Beecher）(8)扩大了妇女的领域，她认为妇女在现代的中产阶级社会有其一定的地位，因此要受良好的教育。另外还有安吉利亚（Angelina） 及莎拉·格林克（Sarah Grimke），对废奴主义运动贡献良多。

从现实环境来说，美国女性追求平等权，源于移民生活需求。西部拓荒时期，男人缺少休闲，多以饮酒来打发时间，解除苦闷，因此饮酒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特色。饮酒为美国家庭生活制造了许多困扰，尤其女人无法忍受男人酗酒，纷纷向教会牧师求援，进而在牧师的引领之下，形成一股争取女权的力量。

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有两波，分别在19世纪及20世纪后半期。

1.第一波

在19世纪及20世纪，源起于社会边缘的妇女慈善团体，她们推动废奴与禁酒运动，以莫特（Lucretia C. Mott 1793—1880）、斯坦顿（Elizabeth C. Stanton 1815—1902）与安东尼（Susan B. Anthony 1815—1902）三人为代表。1848年，妇女代表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地区举行“第一届妇女权利会议”（the First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模仿“独立宣言”，发表“女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号召妇女组织起来，争取平等。这一波妇女运动以追求政治投票权与社会工作权为主。

(1)政治投票权方面：从1890至1920年间，一群实务主义及策略专家们认为只有妇女获得投票权，才可能得到平等。在她们积极的努力之下，1918年国会女议员兰金提出妇女投票权修正案，经众议院、参议院分别投票表决，于1920 年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参政权，改变了女性在美国政治上的命运。

(2)工作权方面：自美国于1877年结束南北战争重建工作，进入工业化都市化社会之后，女性赴外工作情形增加，从1900至1920年间，妇女参与劳动比率达到高峰，但是工作条件并不好，多数未加入工会，薪资微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些人加入收入较佳的工厂工作，然而战争结束后，由于男人重返工作岗位，妇女被迫重返先前收入较差的工作。此后妇女工作条件尽管在客观环境变迁之下获得改善，但仍无法与男人平等。一次大战后由于政府对移民配额的限制，使得妇女就业机会增加，此外新科技的发明、办公室女性化、打字机与电话取代了纺织机与缝纫机，妇女工作条件改善，走入办公室，工作机会大增。1932年，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倡议“新政”，联邦政府有权规定男女工人的工资与工时，使得妇女在社会的工作权获得进一步保障。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取代男人原先的职位，政府要求工业界雇用600万妇女进入受薪行业，其中200万走进办公室，一半在联邦政府工作，其它到工厂。这些投入职场的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好待遇，她们有35%超过35岁，60%已婚，大多数有子女就读中小学或有未入学的小婴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已婚年长妇女占妇女就业人口的大多数。唯大战过后，男人解甲返乡，女性的工作权面对挑战。妇女被告知，重工业对她们不适合，企业家利用妇女有丈夫养家作为借口，压低妇女的薪资，并指派担任低层工作。(9)战后的50年代，人们想重返昔日的男女分工社会，美国妇女被教育回家做一名贤妻良母。不愿适应传统妇女角色的妇女，逐渐被视为社会问题的祸根。但中产阶级的妇女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不满声浪逐渐扩大，加上更多的女性进入大学及研究所就读，到了60年代，一股新的女权思潮出现，影响1964年美国通过《民权条款》，不容许有种族及性别的歧视。

2.第二波

美国女权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她主张言论自由、权利平等与反对社会歧视，采用反暴力、静坐与示威的方法为女性争取权力。傅瑞丹于1963年出版《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为第二波妇运掀起了高潮。这一波妇女运动所关心的不在投票，也不在法院，而是妇女的灵魂。妇权运动者主张，妇女要获得根本解放，必须甩掉女“性”的束缚，婚姻是妇女解放障碍，婚姻让女人终身做别人的寄生虫。傅瑞丹认为女人是传统性的牺牲品，整个社会几乎把女人局限在传统的妻子与母亲这两种性别角色上，社会也拒绝承认妇女有性爱感受。《女性的奥秘》运用心理学的背景，分析有关女性心理，并唤醒女性自觉，破灭了美国家庭主妇自足与快乐的迷思，引起广大回响。傅瑞丹敦促妇女开始发展自己的潜能与天赋，回学校读书，为自己找份有意义的工作，强调只有如此，妇女的人生才会充实。

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成立，目标在扩展并加强妇女权益，使妇女能在一向由男人把持的政治、商业及其他专业范畴中，赢得平等地位，该组织提出，女人已分担男人领域，男人也应该分担女人领域。“全国妇女组织”并发表宣言抗议政府及各公司行号训练妇女自我否定，伤害自信心，甚至轻视自己。1967年该组织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在女性《权利法案》中加入“妇女控有自主生育权”，将“堕胎问题”列为妇运的议题。随着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的兴起，妇女团体如“妇女平等行动联盟”、“全国妇女政治团体”纷纷出现，为妇女争取权益。她们喊出“女性主义”口号，从此女权运动走向女性主义，目标不再是消极地为女人诉苦、追求政治与社会工作的平等，而是积极唤醒妇女，协助妇女探索自身的经验。她们要求女性“意识觉醒”，察觉女人与男人的不平等，并激起女人的不满，作为自我改变与自我成长的起步。她们经由不断塑造现行女性形象，教育女性了解“性别主义”的弊害。她们从语言学的结构中，为女性主义找出路，尽管距离所期待的平等还有一段路程，但在政治及社会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的成效。数字显示，1996年妇女在国会的代表比率为11%，参院有九席，众院有51席；14名内阁部长中女性有四位；1997年50个大城中有九位女市长。

妇女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门显学，60到70年代全美有关妇女研究问题增加600多门，70年代起妇女研究的重要杂志相继问世，包括《女权研究》、《妇女研究》、《性别角色》等，1977年“全美妇女研究协会”成立，妇女研究更成为热门议题。妇女研究理论建立在欧洲传统文化思潮与美国妇女运动的基础之上。

从欧洲的文化思潮来说，西方对女性的认知，一是生理方面：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女性的消极被动理论，以后就有学者从受精及脑力来说明女性弱于男子，并将女性的生育视为被保护的前提。二是宗教方面：按《圣经》的说法，上帝安排妇女生育就是要让男人担负起上帝未完成的工作。男人对上帝负责，女人对男人负责。在基督宗教的理念之中，夏娃的行为反映了妇女的道德薄弱；男人若道德强，就要控制妇女的诱惑；男女分工：女人生育，男人生产；男人统治女人。这项理论奠定了男女不平等的由来，无论在个人财产、劳动所得以及生儿育女等，都要听从男人。

在妇女运动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重大的变化，妇女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取得参政权（美国第19条宪法修正文），从此由关怀女性进入关心政治权及对妇女自身的利益。20世纪妇女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堕胎及计划生育的问题。1916年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开办了纽约第一所计划生育诊所，对当时许多家庭和传统社会观念产生重大挑战，但一直到1965年才获得立法承认。第二个是妇女的工作权，反对将妇女的工作视为家庭的“延伸”或收入的“补贴”。第三，妇女权益理论获得重视，这项理论源于欧洲有关平等、自由思想的理论。最后是有关妇女的性别问题，这也是妇女运动的盲点。毕竟，女性的生理问题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对少数可以突破男女界域的人，并无不是，但对一般受限生理结构的女人而言，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也非教育所能奏效，使得女权运动遗憾难免。

对社会运动来说，女权运动与学生运动或黑人运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有共识的团体，女人因所嫁男人不一，对性别的认知不同。由于角色的不同，如做妻子与做母亲，对性别的认知也不同，因此女权运动如何一统则有待厘清。这是女性主义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