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旅居美国四个月，写下了《美国纪行》（L’Amerique au jour le jour）一书，对美国有一针见血的分析。她将美国视为“世界的枢纽，是未来人类的决战场”，她认为，50年代的美国所面对的机会与风险，巨大无比，所有人类问题都在这里庞然放大，“喜欢”或“不喜欢”没有意义，在这个战场中，只能对自我对决的战役感到激动，因为其中的利害，大到无法衡量。

西蒙·波娃所接触的美国，是在战后欧洲残破不堪时，从欧洲的废墟中茁壮成长，显得生气蓬勃。波娃的看法固然有其时空的特殊性，不适用于今日的美国，但她对美国人的生气蓬勃却有深刻的体认与描述，从过去到现在可一体通用。她发现美国人所以展现生气蓬勃，是他们活在生命的展望而非等待死亡中。美国人不满意死气沉沉，要以行动作为判断人的标准。要想成功，就得去做，每个人必须尽全力才能生存。人虽在欲望的陷阱里捕捉到粗糙之物，却在征服物质的过程里肯定了自己的想象力。

一般美国人在生活中打转，不重视命运。她认为美国人这种性格来自教育或生长环境，从小开始，便重视社会的看法，学习向外探索，在别人身上寻找行为的规范，喜欢将各种困顿合理化，包括乏味、怀疑与不满。美国人不会仔细检视自己的困惑，不反求诸己，不会在孤独中汲取力量，努力克服问题，只是固执抓住既知的世界，从事物里寻找价值与真理的源头。她认为，美国人的生命态度是“认为自己的存在只是机会偶然，对偶然毫不重视，对结果感兴趣，对产生结果的心智也不重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