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蜕变而生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学说。如果说，德国人完成了资本主义理论，那法国人则催生了后资本主义文化。从历史的演变来看，英国诞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德国人书写了资本主义理论，美国人诞生了后资本主义社会，法国人则建构了后资本主义文化。

后资本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其建构的基础。资本主义建立在“理性的完整”架构之上，而后资本主义则建构在“理性的破碎”之上。换言之，早期建立在“原罪”与“救赎”真理的神学，于18世纪遭到“自由”、“平等”的革命摧残后，权威不再。但这种以理性作为准则的革命论，至二次大战后面对反理性的挑战。它不具有革命的野心，也没有宣道的使命，而是从“否定”的角度看待世界以及因此而衍生的问题。从否定神到否定人，从“上帝死亡”到“人死亡”来面对这个人所处的世界。在抛弃了上帝的本体，又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之后，后资本主义的困境也就浮现出来，即后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从思想层面来看，“文化再生产”是本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文化再生产”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思想界对文化理论的描述。这种思想以“理性批判”为前提，指出了当代自我理解的全面危机。他们虽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推行的理性批判，但却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的“同一性”，强调“差异万岁”，要揭示理性的“暴力”。学校教育成为他们批判的焦点。法国学者布尔迪厄（Bourdieu）将教育体系视为一项分配与肯定社会特权的工具；由于教育标榜价值中立，使得不论支配团体与受压迫团体都不会怀疑他们隐藏的功能，“将集体的遗产，转移至个人意识中”，形成“自由”与“中立”的大幻象(11)。这种“无主体”的思维打破了18世纪以来“主体”的架构，以“我说”代替“我思”的文化思维方式，对现代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宰制与文化霸权。他们对学校教育体系进行批判，但却忽略了非学校教育体系的影响。

欲望是后资本主义文化的庭院。在这里，非学校教育体系找到了他们活动的空间，耕耘者要求受教者抛弃过去的理性制约，把握自我的冲动本能。此由过去人对债务的观念，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分辨。以前欠债是为了生活需要，但现在欠债是为了生活享受，以前赚钱是为了需要，现在赚钱是想要，这种要不是本能而是文化教育的结果，激化个人对“要”的欲望，误以为是本能，进而全力以赴。笔者最近一个月来研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文化论题发现了这种教育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譬如手机文化，现代的手机功能已不再限于通话，而成为生活伴侣。日本最新生产的手机广告中说，除了不能脱衣以外，手机可以陪伴终身，替你打发寂寞，为你翻译，提供信息，还可以唱歌。还有大头贴文化，这种自拍摄影，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发现自己，以前照相要靠别人，或者要有形象，如今自拍，不必在意别人，与以前有显然不同。此外人与动物的相处也有了改变。以前只有人才可能成伴，喜欢的动物称为宠物。但现在不同了，动物不再是宠物，而是玩伴，在许多地方，狗和猫可以进旅馆和人一样吃、睡。而对西方文化可能带来最大的冲击是对死亡的决定权。在基督文化的传统中，生命是上天给赋的，任何人无权剥夺。但随着科技的发达，维生系统的进步，死亡是否还是上帝的专利，对本世纪文化带来重大挑战。这种建构在“私欲”的后资本主义文化，对“上帝”与“人”的否定，究竟走向何方，是本文所愿提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