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Thatcher’s Children　撒切尔的继承者们(1990—2011)

1990年11月，从唐宁街血色斗争中胜出、出任新首相的是撒切尔夫人最忠实的助手约翰•梅杰（John Major）。有人说，梅杰是由其同僚选出的，其目的是“为撒切尔主义添加一丝人性化色彩”。他性情和善，其貌不扬，常受人嘲讽。在这一切背后，作为一名托利党政治家，他拥有一段不寻常的过去，他是布里克斯顿一名马戏团艺人的儿子，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行事稳妥，是撒切尔主义兴旺晚期的完美监管人。

梅杰颇为低调地开始了其首相生涯。他邀请撒切尔夫人的劲敌迈克尔•赫塞尔廷出任副首相，并且废除了人头税。他联合美国打响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在欧洲未来问题上，他商议英国“退出”马斯特里赫特会谈（Maastricht talks），这使英国置身于新建欧元区之外，避免了对社会和就业法律的诸多限制。1992年，梅杰带领托利党人赢得选举胜利，这个结果和民意测验结果截然相反，震惊了工党。他获得了史上最多的普选票，是唯一一位得票超过1400万张的英国政党领袖，不过仅以21个议席之差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新政府继续推行私有化，甚至涉及撒切尔夫人昔日不敢触碰的地方：出售水、煤和铁路，私募融资修建新道路、学校和医院。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公民宪章”的舒适毯，这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含糊的“契约”，这对身处新千年之交的政治家而言颇具吸引力。

梅杰并没有好好把握他1992年的选举胜利成果。尽管撒切尔夫人顾虑重重，英国还是于1990年加入了欧盟货币汇率机制，而此时英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英镑惨遭挤兑。在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英镑危机爆发，英国退出欧盟货币汇率机制。事实证明，作为此次危机后果的货币贬值是有益的，证明撒切尔夫人对汇率管制的反对是正确的，不过这次危机却让英国颜面尽失。梅杰经常和其右翼手下在欧洲问题上意见不合，还树立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两个没必要的敌人，因为他拒绝了两者所有有关权力下放的请求。托利党的支持率比工党落后了10%，至今也未能追上。

更具戏剧性的是1992年选举对工党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时任工党领袖，他把工党交给了一名魅力非凡的年轻议员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约翰•史密斯和魅力平平的苏格兰人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起创立了所谓的“新工党项目”，该项目旨在从上至下重建工党活动。最初的活跃派掀起了一场革命。史密斯于1994年突然去世之后，布莱尔当上了工党领导人。在工党大会上，新工党项目主张改革章程，削弱工会权力，瓦解中央集权，用一人一票内部选举制代替原先的工会集体投票制，并废除工党年会起草宣言的传统做法。工党创立百年间性质近乎未变的群众活动发生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台在强大领袖带领之下争取选举胜利的机器。工党的彻底改造令人惊诧。以往的争执、火冒三丈的会议和内部分裂烟消云散，工党变得更像是布莱尔和布朗认真研究过的美国民主党。

1994年至1997年，布莱尔和布朗，连同政治助手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和从前做过小报记者的“媒体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Campbell）4人实现了第二次转变。他们向公众保证，工党政策不会废除撒切尔主义中那些深受民众欢迎的元素。布莱尔不肯许诺废除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规或私有化计划。他曾参与过核裁军运动，如今却赞成英国保留核武器和采取亲美外交政策。布朗大力主张“审慎”处理公共财政，同时承诺，如果工党当选的话，将不会提高个人所得税。作为象征性的姿态，布莱尔和布朗抹去了印在每名工党党员会员证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章“第四项”目标：“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在此基础之上，确保工人，不论劳心或劳力者，能尽享其工作成果……”（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正如约翰•梅杰迫切希望工党远离撒切尔主义比较极端的主张一样，布莱尔努力使工党抛却其社会主义的过去，带领工党走上“第三条道路”，这是他美化自己项目的众多口号之一。双方争相抢夺中心地盘，结果布莱尔赢了。1995年，布莱尔的民意支持率形势一片大好，他对陷入困境的梅杰嘲笑道：“我带领我的党。他跟着他的党。”左派和右派的传统理念已经发生逆转。

布莱尔和布朗将工党从群众运动塑造成强有力领袖领导之下的现代政治机器。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工党连续执政长达13年。

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主义寿终正寝。经济的工业生产能力严重削弱，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旅游业、文化和休闲。伦敦重建码头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成为金融和金融家的地盘。英国省会城市的市中心地带仍远不及欧洲其他各国，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企业限制；与此同时，长期受到严格规划法规保护的乡村地区取得迅速发展。剑桥郡MII走廊地带与塞汶河峡谷东中部地带兴建居民区和调运仓库，每年消耗掉一块相当于布里斯托尔面积那么大的土地。

农业初步恢复生机，这主要归功于根深蒂固的欧洲农业补贴。不过英国乡村地区有了种种新用途。散步、骑自行车、露营，甚至冲浪等活动人气飙升。国民托管组织的成员数量从1990年的200万上升至90年代末的将近300万。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music festival）每年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加。1997年，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签署。此后，政治抹上了一层“浅绿色”，环保行动主义呼吁英国民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交际和信息检索方式。人们可以在家工作，英国偏远地区的经济活动得到发展。

1997年，工党打败托利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工党获得前所未有的419个议席，托利党遭遇自1906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败。布莱尔的竞选活动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浮华之气，竞选主题曲选用了流行歌曲《情况只会越来越好》（Things CanOnly Get Better）。5月，布莱尔携妻子切丽（Cherie）就任首相，他的执政风格明显偏向总统式。唐宁街打出了“时尚英伦”（Cool Britannia）的口号。工党“演员”纷纷被封爵，上至艺术界，下至娱乐业。唐宁街成为新时期的卡米洛特（即亚瑟王所居住的宫殿）。拉姆齐•麦克唐纳的香槟社会主义被重塑，意在迎合这个名人辈出的年代。

重视外包装成为布莱尔执政时期的特点之一。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属下是他的新闻秘书坎贝尔，坎贝尔个性很强，是布莱尔内阁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府统治似乎变成了连绵不绝的一系列动议，每个动议都要经受“明天的《每日邮报》会对此怎么写”的审查。布莱尔的执政风格被称为拿破仑式或“沙发政府”。工党资深议员塔姆•达尔耶耳（Tam Dalyell）把布莱尔政府比作路易十六朝廷。

1997年8月，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的离异妻子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出车祸丧生，布莱尔行事风格初步表露。公众一片哀恸之情，媒体纷纷“讲述”一位年轻无辜的生命惨遭沉闷无情的当权者倾轧的故事，这些悲情故事令民众更加悲伤。对戴安娜王妃向来不甚喜爱的英国皇室受公众舆论所迫从苏格兰返回伦敦参加公开哀悼活动。塑料纸包裹的鲜花在戴安娜的肯辛顿宫居所前堆成了小山。布莱尔盛赞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people’s princess），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在葬礼上毫不掩饰地抨击生前批评她的人，在场观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布莱尔迅速着手处理前任们烦恼不已的一个问题。他通过立法在苏格兰、威尔士和伦敦成立选举大会。苏格兰议会在1999年之前成立，这是自1707年以来苏格兰的首个议会。同年，威尔士议会成立，这是自中世纪以来威尔士的首个议会。早在梅杰当政时期，他就已偷偷和北爱尔兰共和党领导人展开会谈；1998年，布莱尔促成新教人士和天主教人士达成《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不过该协约所规定的权力分享在10年后才得到落实。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政治面貌。爱丁堡、加的夫和贝尔法斯特展开非英语对话，这三座城市的独立派政党得到发展，苏格兰民族党党员（Scottish Nationalists）于2007年最终在苏格兰组建政府。在经历上千年的伦敦权力集中化之后，不列颠群岛最终恢复些许宪法均势。英国人和凯尔特人之间向来不愉快的联合也许能变成一个更为松散的联盟，不至于重蹈爱尔兰彻底分割的覆辙。

“新”工党的到来并不是撒切尔主义的终结，虽然布莱尔一直在巧妙地掩饰这一点。撒切尔夫人是布莱尔上台后第一位公开受邀造访唐宁街10号的客人。在财政部，布朗严格执行托利党支出计划，并对自己的革新之举颇为自豪，他允许苏格兰银行规定利率。布莱尔充分尊重工党的立党之本，提出推行最低工资，针对贫困儿童开展“稳健起步计划”（Sure Start），最重要的是，颁布政府信息自由法案。他后来对最后一项改革懊悔不已，表示“蠢得令他想哭”。其他针对学校、医院和地方政府运行的改革措施贯彻了托利党一向主张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机构运营的做法。布莱尔尤其希望实现公共投资私有化，认为这对城市金融机构大有益处。不过这一切并未回归地方主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福利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无须不断整顿；但在英国这个福利国家，投资和工资水平仍然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

戴安娜王妃去世，民众流露出哀恸情绪，王室几乎未作出任何反应：肯辛顿宫外的鲜花。

到千禧年之交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稳步推进遭遇压力。布莱尔政府努力提供更多选择，方法是差异化、外包和退出。需要付给私营服务承包商的资金从1997年的1.12亿英镑上升至2005年的14亿英镑。所有工党执政时期修建的新医院都是私人投资，总金额高达60亿英镑。新的二级“学院”—退出公办体系、私人支持者出资建立的学校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私营企业还运营监狱，并提供交通管理员和超速照相机。布莱尔希望私有化能够打破白厅死气沉沉的气氛，他抱怨多番失败的尝试使“他背负骂名”。内阁废弃不用。内阁秘书巴特勒勋爵（Lord Butler）向特别委员会报告说，内阁文件数量从1975年的146份跌至2002年的4份。

公众认可布莱尔的工作方法，他于2001年获得连任，此后公共开支开始迅速增加。领导的表现形式不是内阁的决议，而是内阁办公室传达部门所公布的工作目标和排名表。一名资深公职人员抱怨“整日都是没完没了的命令和动议”。“改革顾问”的花费于2005年达到25亿英镑，此时白厅运营的成本增长倍数是通货膨胀率的3倍之多。尽管花费如此之巨，民意调查持续显示人们对政府服务的质量颇为不满。舆观（YouGov）调研公司定期报告称，大多数受调查民众表示国家“在工党治理下愈加恶化”。

首相布莱尔决定出兵伊拉克，引起广泛争议，酿成了伦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游行示威，给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阴影。

和大多数在国内备受压力的领导人一样，布莱尔只有在外交政策上才能得到一丝喘气的机会。他倚重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早期建立的友谊，于1998年受邀出席盛大的白宫晚宴，并带去一大群“绝不给国家丢份儿”的随行人员，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克里斯托弗•迈耶爵士（Sir ChristopherMeyer）如是说。一年以后，英军与美军并肩作战，将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布莱尔在芝加哥宣扬这是“新一代自由人道主义战争”，旨在将英国的干涉行为合理化，英国领导层则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在凌辱另一个国家，甚至是政府凌辱本国人民。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原先19世纪和20世纪多半时间以审慎为主要特征的英国外交政策被废弃，撒切尔夫人对此的贡献占一小部分，而布莱尔的贡献则占一大部分。时任美国总统的是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人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的一名助手抱怨道，布莱尔“往他的玉米片上撒了太多肾上腺素”。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位于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此后新的干涉主义成为核心。布莱尔在工党年会上表示“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万花筒已经被转动……让我们建立世界新秩序”。英国联合美国派兵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报复性打击，此后又“偏离使命”发展长期国家建设项目。布莱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小布什单方面宣布反恐战争，并于2002年4月在小布什的克劳福德（Crawford）农场与其达成秘密协议，阿富汗报复行动发展成为无缘无故的伊拉克战争。

布莱尔虽然对战争的合法性及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保留态度，不过他仍然决定与美国联起手来攻打伊拉克。2003年2月15日，伦敦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超过100万人参加。英国的伊拉克占领行动耗时长达6年，导致179名英国士兵战死。2009年4月，英国撤军，其时在布莱尔的命令下英军已在阿富汗南部地区逐步升级的战争中起带头作用。2006年，英军领头远征，意在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控制权，此次出征遭遇失败，美军不得不于2010年接手这一切。布莱尔在2005年赢得第3次选举，不过他的选票数创现代政府新低。福克兰群岛战争胜利为撒切尔夫人带来了荣誉，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却没有给布莱尔带来任何好处。2007年6月27日，在上台10年之后，布莱尔辞职，让位给他的老朋友戈登•布朗，布朗此次就任没有遭遇任何竞争对手，而他的脾气也越来越火暴。

布莱尔政府在绝大多数公有部门推行私有化，力求柔化撒切尔主义的坚硬棱角。2004年，同性伙伴关系被法律认可；2005年，议会公开承认11名同性恋议员。气候变化被提上议程，至少表面如此。人们仍然贪婪地消费“1英镑加税”廉价航空机票，不过至少有些人担心这些廉价航空的“碳排放量”问题。一度前景不妙的铁路所运载的乘客数量逐年递增，于2010年达到其和平时期最高运载量。2005年11月，戴维•卡梅伦当选为托利党新任领导人，他觉得必须派一支强大的探险队到日益缩小的北极圈实地考察，并为其伦敦住宅安装一台风力蜗轮机。汽车、房屋和食品广告开始着重强调绿色、安全或有益健康的特质。

另外，政府行为越来越具有干扰性和压迫性。“保姆式国家”政策执着于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每天都上演着旅行、活动和音乐会被禁止的故事，原因仅仅是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英国的监控摄像机数量以及警察和公共安全的花费是欧洲之最。美国9•11事件发生后，2005年7月，伦敦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自杀性炸弹袭击，此后内政部准许未经审判拘留可疑人员。除了在北爱尔兰，这种做法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公共建筑周围垒起了高高的混凝土防护栏。工党的刑事政策非常严厉，2010年的监狱关押人员数量高达85000人，创历史之最。国家机构利用反恐战争的名号为本质上是国家安保战时模式的状态作辩护。几乎每一年都要颁布新的反恐法规。

布莱尔将工党从失败中解救出来，带领工党接过撒切尔革命的接力棒。他效仿撒切尔夫人，对外国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但他对战争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在国内，他又缺乏撒切尔夫人使政府机器积极执行首相命令的本事。他被中间偏右倾向无党派投票人所束缚，一如撒切尔夫人昔日被工会所束缚。布莱尔的“新工党”实际上是一种市场策略。他的本能是避开麻烦，生存下去。他上台时满心是撒克逊“社群主义”，然而下台时撒切尔夫人的诺曼式国家仍完好无损。事实上，堪称原封不动。他上台时，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他下台时，这个数字上升至47%，政府负债累累。

布莱尔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他私底下认为布朗不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他的助手坎贝尔承认引用了他的一句话，说布朗“有心理缺陷”。曾任大法官一职的布朗监管财政部多年，几乎可与格莱斯顿匹敌，不过他和首相布莱尔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结果导致对公共开支的控制崩溃。在财政部的象牙塔之外，布朗的内向性格和暴躁脾气使他并不适合担任高职。他无法和与之意见分歧的大臣共事，这是一道严重的政治障碍，他最终向老伙伴彼得•曼德尔森求助，虽然二人后来成为敌人。2008年，曼德尔森被封为贵族，成为实际上的副首相。

英国军队在伊拉克。

后来，布朗的财政部过度花费状况得到报应。他最初承诺使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支出达到欧洲平均水平，并重修国内各地中学，结果预算所承受的压力呈螺旋状上升。2008年秋天，全球股票市场崩溃，英国负债累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金融服务业内受冲击最大的多家银行支撑不住，不得不依靠国家解救，首先是北岩银行（NorthernRock），接着是劳埃德银行（Lloyds）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布朗要求纳税人支持高达5000亿英镑的银行纾困贷款。这无益于公众对政府的信心，2009年，数百名议员被爆出递交乱七八糟，有时候甚至是欺诈性的报销申请。政治家和银行家一样，成为公众最难以尊重的对象。

2010年5月，布朗在选举中落败，但托利党也没有赢，出现了无多数议会的局面，这令他的落选显得没那么不堪。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暂时兴奋不已，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一样。不过他们是一日的造王者，其后则是永远的囚犯。经过与托利党领导人戴维•卡梅伦一个漫长周末的谈判之后，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成为托利党主导的联合政府的副首相，谈判结果还包括一项正式谈判好的项目以及建立5年议会的要求。这是对宪章的奇怪改写，因为任何联合政府都很容易被削弱和瓦解。新政府立即拯救公共财政，重拾1921年、1931年和20世纪80年代的削减做法，制订了5年削减计划，几乎覆盖了公有领域的方方面面。经济出现了衰退。虽然20世纪90年代叫嚣着“繁荣与萧条的轮回已经结束”，可是劳合•乔治、麦克唐纳和撒切尔夫人的影子再次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走廊上出现。学生、国有部门工会、警察、教师和卫生工作者纷纷上街抗议和游行。英国公共生活的种种现状似曾相识。

2010年，卡梅伦和克莱格联合政府被迫采取严厉措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

除了这些当务之急之外，旧有的矛盾也显露出来。政府再次声称希望权力从伦敦下放到地方，并缩小现代国家的规模和范围，不过却发现这些很难实现。英国仍是欧洲最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地方没有税收自由裁量权，没有辅助性的民主，也没有摆脱国家控制的公共机构，如同2011年时一样，地方民主得到极度延伸，中央政府拼命在方方面面节省开支。权力下放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也被要求执行同样的节约政策。作为英国自由守护者长达1000多年的英国议会也被迫依照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各国分享立法权，英国法庭不得不和欧洲法庭分享司法权。

换句话说，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英国的种种压力依然未曾改变。政府拼命治理国家。民众拼命抗议、抱怨和屈服。不过站在舞台中央的依然是那个千百年来捍卫着宪法的机构—以宪法为基础的议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袭君主制将要终结，也没有理由实行直接选举制，或者在下议院推行比例代表制。议会创造了2010年的联合政府，而这也决定了其稳定性和最终命运。西蒙•德•蒙福尔的议会反抗过亨利三世，长期议会反抗过查理一世，1832年议会使英国免于革命，因此议会仍对英国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

英国议会制度不仅确立了政府的未来走向，同时引领着政治改革的道路。在世纪之交，英国依然保持宪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