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Victorian Dawn　维多利亚早期(1832—1868)

1833年，威灵顿公爵就第一次议会改革无不讽刺地说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可怕的坏蛋。”1833年议会同1640年长期议会一样激进，不过其议会改革成果更为持久。格雷伯爵重组后的内阁尊重新选民的选举权，自由立法蔚然成风，欧洲各国一片哗然。新内阁废除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虽然奴隶贸易业已是非法行为。新内阁限制工厂雇用13周岁以下的童工。济贫法规定对穷人实施“院内救济”，不过管理体制极其严苛，催生了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一书。选举自治市议会将腐败的市营公司接管过来。1834年，托尔普德尔（Tolpuddle）“殉难者”因参与工会运动被驱逐到澳大利亚，舆论强烈要求判他们缓刑并遣返。政府满足了公众的要求。1834年，威斯敏斯特宫被烧成平地，这象征着旧秩序的终结，艺术家J.M.W.特纳（J.M.W.Turner）用画笔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威斯敏斯特宫被建筑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和奥古斯汀•皮金（Augustine Pugin）的垂直哥特式建筑取代，这种建筑是对旧式风格的缅怀。

特纳描绘的旧议会大厦被焚毁的场景，该事件同样标志着旧时代让位于新时代。后来，此处重建为如今我们看到的由巴雷和帕金共同设计的哥特建筑杰作。

同年，格雷伯爵从首相职位上退休，3年后，和蔼可亲的墨尔本欢迎威廉四世时年18岁的侄女维多利亚（1837—1901年在位）登上王位。某天凌晨5点，维多利亚还正在肯辛顿宫的睡梦中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宫务大臣叫醒，两人告诉了她威廉四世去世的消息。她刚换下女式睡衣，枢密院所有大臣就已经集合在了一起。她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当时身高只有4英尺11英寸（约合1.5米），她对墨尔本很是迷恋。墨尔本相貌英俊，妻子去世，他自封为女王的非正式秘书。墨尔本每天见她两面，每周和她一起吃三次饭。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作者戴维•塞西尔（DavidCecil）写道，维多利亚“情感上停留在女学生时期，她要寻找的是一位英雄，而不是爱人”。墨尔本恪尽职责，维多利亚对他言听计从，他带领她探寻宪法的种种奥秘，并促成了她和派头十足的德国人撒克逊—柯堡尔族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的美满婚姻。他解释说，照规矩，她应该向阿尔伯特亲王求婚。

1830年，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线路正式开通，标志着以交通工具革新引领的英国革命的开端。不到十年的时间，所有的大城市都由铁路连接。

正如一些人所希望而另一些人所惧怕的那样，改革的到来意味着更多的要求。1838年，一群激进分子公布人民宪章，超越改革法案的范围，要求平等选区、男性普选权、无记名投票、议会每年召开，以及议员发薪。虽然宪章派举行群众大会，而且在某些人眼中是原生革命派的工人阶级力量，但他们的领导者和议会支持者认为“人民宪章运动”是符合1832年改革法案精神的。在剧变和“立宪变迁”两者的较量中，后者胜出。宪章派本身并不是极左的辉格党人。1841年选举后，托利党执政，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他自称“保守派”，这颇具有讽刺意味。皮尔是棉花商人的儿子，他做事认真，认为工业进步、海外贸易和政治改革是新型托利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34年，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当着选举人的面发表了一段著名的宣言，称托利党“为了生存必须改革”，必须“审查所有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宗教机构”。皮尔采取了本质上是反动性质的议会立场，使其最终适合管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工业革命的范围已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纺织制造中心产业，与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和奔宁（Pennine）山脉的煤炭资源、铁矿石和急流水动力息息相关。运输是关键。19世纪30年代，铁路开始作为货运航线取代运河，集成制造业基地遍布英国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19世纪40年代，“铁路狂热”掀起，铺设了数千公里铁轨，劳动力铺设铁路后，直接留在当地进入工厂工作。从伯明翰到伦敦，坐火车只需一上午时间。国内大部分地区很快可以每日购买到商品或收到邮件。新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许很糟糕，但原先的农业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纷纷前往经济相对繁荣的地方生活。

经济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反映在皮尔执政时期的重中之重：自由贸易。制造业需要国外销路，也需要价格低廉的进口原材料和劳动力生活所需的便宜食物。关税是进口和出口的敌人。两位激进派实业家是皮尔这一伟大主张的拥趸，他们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两人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旨在降低粮食价格。184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首次发行，该刊创办的初衷在于声援两人的这项运动。科布登绝不是托利党人，他是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贵族统治。不过在自由贸易这个方面，城市激进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谋而合。只有一些宪章派反驳道，自由贸易会用更低的工资欺压穷人。

1845年，食品供应和食品价格成为关键所在，因为此时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一种众人以为早已远离不列颠群岛的恐慌—饥荒卷土重来，到19世纪40年代末，已有100万爱尔兰人逃到美国，大多数人被赶进死亡笼罩的“棺材船”，疾病和饥饿是家常便饭。一些远洋船上食品极其短缺，每趟竟有三分之一的逃荒乘客死亡，死者的尸体被抛进海里喂鲨鱼。唯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就是废除进口小麦税，从而降低面包价格。在辉格党人和激进分子的帮助下，皮尔于1846年成功废除了1815年谷物税。虽然此举并未立刻见效，但食品平均价格在接下来30年内降低了将近一半。

废除谷物法对托利党及其农业利益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皮尔的政策也许从经济角度看是明智的，巧妙地将托利主义和新的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可是却激怒了党内传统主义者。一个名叫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年轻煽动家抨击了皮尔，谴责皮尔之举是“一位政党领袖对其治下伟大政党的蓄意破坏”。1846年夏天，托利党就支持或反对废除谷物法分裂成两派，局面一片混乱，皮尔下台，辉格党人再度执政，约翰•拉塞尔担任首相。辉格党在接下来20年内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19世纪中叶留给人的印象是英国处于渐进式变革状态，遍及商业、文化、精神和建筑领域，这和一个世纪前“沃波尔和平时期”没什么不同。1848年是欧洲的“变革之年”，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君主纷纷被推翻。相比之下，英国差点引起政局动荡的事件便是大批宪章派在肯宁顿公地（Kennington Common）集会，集会群众乘三辆马车将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愿书上呈议会，不过被议会拒绝了。在伦敦另一端的不列颠博物馆，卡尔•马克思正在心无旁骛地起草《共产党宣言》，与此同时，下议院众议员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PublicHealth Act）。

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婚姻美满，他们穿梭于温莎、巴尔莫勒尔堡和他们最喜爱的位于怀特岛奥斯本的乡村别墅之间。与荒淫不堪的汉诺威王朝相比，维多利亚夫妇的生活平静无澜。阿尔伯特亲王在奥斯本建造了一间瑞士小屋，孩子们在这儿学着料理家务和做园艺杂活，他们和普通家庭没什么不同。一时间，瑞士小屋在不列颠遍地开花。伦敦郊区随处可见灰泥露台，富人们与欧洲大陆贵族和逃出欧洲动乱政局的知识分子来往密切。1851年，世界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办，组织者即为阿尔伯特亲王，旨在向世界各国展示，不列颠不是乡村田园，而是一个自信满满的工业贸易大国。不列颠的新面貌在国家文化领域也有所反映。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描写了金钱政治死气沉沉的现状，明确支持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

不同于汉诺威王朝的廉价华丽，维多利亚女王和艾尔伯特重新建立起王室的形象，将婚姻幸福作为“维多利亚价值观”的核心。

查尔斯•狄更斯对变革的看法不同，他呼吁关注尚未被变革触及的人们的需要。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将演讲所得捐给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Liberty）一书中论述了国家和个人自由之间业已改变的界限，提醒人们提防“多数人暴政”，并强调了积极参与民主的重要性：“一个人的作为可能给别人带来伤害，他的不作为也同样如此。”就连牛津和剑桥也掀起了一场福音运动，使英国国教从乔治时期的萎靡状态中振作起来。教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其蓬勃之势是15世纪以来所未见的，肃穆的哥特式尖塔俯视着成排的古典风格别墅。19世纪50年代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挑战宗教教条之作，教会受到了猛烈冲击。达尔文将科学探究方法应用到自然界，这是工业领域力学发现的真实写照。就连艺术也变得富有争议性，奥古斯汀•皮金和艺术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抗议英国新貌丑陋异常，宣扬重拾中世纪时期的价值观和技艺。英国蓬勃发展，创新性观点层出不穷。

拉塞尔时任首相，不过英国当时政治上的主导人物是非同凡响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又译巴麦尊），他是外交大臣，职业生涯贯穿19世纪30年代以及1846年至1851年。在任时期，他一人独揽外交大权，很少请教同僚们的意见。他长期被视为海外“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先驱。1848年，他在下议院发表了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表示：“英格兰的真正政策……是推广正义和公义，并以节制和谨慎的态度追求这一事业，不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空想家，而是着重用道德制裁和支援手段维护正义。”1850年，他派英国海军攻打雅典，名义上是为受伤的直布罗陀人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报仇，声称“英格兰锐利的眼睛和强有力的臂膀”应该永远保护英国子民，一如古罗马时期那样。帕默斯顿支持欧洲大陆的革命事业，他将“炮舰外交”运用得炉火纯青；与此同时，他使英国远离欧洲争端，并和查塔姆一样把精力集中在皇家海军和帝国安全上。他还非常爱国。有一次，一个法国人想恭维他，表示如果自己不是法国人的话，会希望做一个英国人，帕默斯顿的回答是：“如果我不是英国人的话，我会希望自己做个英国人。”

帕默斯顿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他制定政策时我行我素，不为同僚所容。1852年，他被调到内政部。在供职内政部的两年时间内，他继续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进一步限制童工工作时间，推广疫苗接种、洁净空气、监狱改革和教养院。他没有直接参与不得人心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53年，不过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以土耳其的名义遏制俄国扩张。对不列颠而言，这场战争的收获微乎其微，主要标志是《泰晤士报》呼吁进行军队改革，以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所提倡的改善护理条件。诗人坦尼森（Tennyson）在《轻骑队之战歌》（Charge of LightBrigade）中将这场战场的惨败转化为辉煌的诗句，不过一项针对政府战争行为的调查结果非常糟糕，政府面目无光，辉格党首相阿伯登勋爵（Lord Aberdeen）不得不辞职。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邀请帕默斯顿所有同僚组成政府，不幸被所有人拒绝，之后帕默斯顿出任首相一职。维多利亚女王极不喜欢帕默斯顿，认为他是一个无情的自由思想家和不讲原则的“捣蛋鬼”。的确，他是一位无情的自由思想家，却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捣蛋鬼。

拿灯的妇女（The ladywith the lamp）：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通过自己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医疗护理事业的进一步改革。

帕默斯顿的贵族辉格党主义理论汇集了伯克、福克斯、格雷、墨尔本、拉塞尔和1932年那一代人的观点之大成。1859年，他参加了圣詹姆士俱乐部的集会，一群辉格党人、皮尔追随者和激进分子决定成为自由派。现场的主导人物是年轻的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他品格高尚，是利物浦一位商人之子。格莱斯顿曾是皮尔派托利党人，起初反对1832年《改革法案》并维护奴隶制，不过他现在一心想转换政治立场。1852年至1855年，他担任大法官，如今他再度出任大法官长达7年（1859—1866年在任），并在任上致力于提高税收和中止政府借贷。他认为，在和平时期，“若非极其必要，否则政府不该借贷”。在皮尔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上，他减少关税税项，从419项降至48项，废除了原先对新闻用纸征收的“知识税”。他还致力于降低粮食价格，被誉为“工人早餐英雄”。

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进攻，充分显示出英国人反败为胜的军事才能。

帕默斯顿虽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他却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选择站在南部联盟一边，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一者他本人厌恶美国北方各州盛行的反英情绪，二者担心美国南方的棉花出口。格莱斯顿也选择支持南方。不过这种支持并没有演变成战争。1865年，帕默斯顿死于任上，在他执政的20余年内，不列颠境内一片安宁繁荣的景象。之后上了年纪的拉塞尔接替出任首相。拉塞尔是1832年原始改革法案的发起人，而他上任后一心要推动改革。政治改革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和19世纪初一样，这受到了海外改革的激励，譬如意大利的加里巴尔迪（Garibaldi）和美国的林肯。1866年，拉塞尔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公民选举权法案，这正合宪章派的心意，该法案主张选取平等以及给予所有拥有技术性工作和稳定家庭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如果该法案通过的话，选民数量将翻一番，增至大约200万，而且实行选民登记后，操纵选票也相应变得更加困难或更加昂贵。反过来，这会减少有土地者赞助，并加强政党组织的作用。届时公意将开始摆脱当地寡头领导者的束缚，为广大公众所掌握。

事实证明，该法案在下议院被否决，拉塞尔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下台，让位给以德比勋爵（Lord Derby）为首的托利党人，迪斯雷利担任下议院领导人。19世纪30年代事件重演，伦敦爆发了大规模改革游行。海德公园的一次抗议集会规模不小，警察叫来军队帮忙才将人群驱散。托利党人惊恐不安，于1867年8月匆匆忙忙地通过了拉塞尔的旧法案。这一次换迪斯雷利遭受指责，被［罗伯特•塞西尔，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背叛，是议会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用词几乎和迪斯雷利曾经批评皮尔的话一模一样。不过如果迪斯雷利觉得自己已经挫败了自由派，将会在下次选举时得到新选民的支持，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在1868年改革后的首次选举中，迪斯雷利所属的托利党落败，格莱斯顿胜出并出任首相。这为其后的诸神之战打好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