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Gladstone and Disraeli　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1868—1901)

时机来临，双雄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应运而生。不列颠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要么是巨人，要么是侏儒。除了皮特、皮尔、墨尔本和帕默斯顿等人之外，其余都是相对籍籍无名之人，大多数是封爵之人，譬如利物浦伯爵、德比勋爵和亚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这些人很少有政治雄心，只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好似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国家安生片刻而已。不过此时登上政治舞台的双雄绝不属于此类。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皆非出身英国统治阶级，不过他们两人除此之外，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彼此上演了英国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场较量。

迪斯雷利自小打扮时髦，在12岁时受洗成为英国国教徒，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位不信宗教的犹太人。他受过法律训练，能言善辩，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步青云”。他最初反对格雷、皮尔和拉塞尔等人的政治改革，后来接受并利用改革谋取私人和政党利益。他还是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个人魅力非凡，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意气风发地声称要将富有的英国和贫穷的英国“合二为一”。他虽是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却常常沦为排犹人士取笑的对象，不过好在他幽默感十足，总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一名议员同僚讽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回答道：“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还是野蛮人的时候，我的祖先早已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

格莱斯顿与他截然不同。他熟读《圣经》和经典著作，甚至到了可以任意引经据典的程度。他浑身洋溢的道德优越感激怒了迪斯雷利，并表示“后世人将会对这个毫无原则的疯子进行公平审判”。格莱斯顿的报告称迪斯雷利“败坏民意，毫无品味，行事冲动，眼光偏颇，利欲熏心”。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英年早逝，迪斯雷利刻意讨好伤心欲绝的维多利亚女王，甜腻腻地称她为“亲爱的女王陛下”，格莱斯顿对此种行为愤怒不已。维多利亚女王表示，格莱斯顿总是说服她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迪斯雷利则说服她相信她才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一方的偏爱之情。她说过，格莱斯顿“在我面前说话总像在公众集会上做演讲”。

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的政治分歧是绝佳的讽刺题材，他们对于彼此的不满愈演愈烈，影响英国政坛长达25年。

格莱斯顿从1868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他称这届政府是“史上最优秀的领导班子”。与1832年那时一样，新议员上任后为了表示对最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尊重，纷纷提出改革立法。首先是教育。财政大臣罗伯特•洛（Robert Lowe）的一句格言总结了这个时代，他表示“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长期享有小学教育垄断权的教会面前摆着一份提议，所有学校应该世俗化。最终，1870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引进了“寄宿学校”，只要在人们觉得教会学校不够用的地方，就会创办寄宿学校，主要是城市比较贫困的地区。新学校的荷兰式红砖屋顶不卑不亢地矗立于城市连栋房屋之间，正如教堂曾经俯视中世纪小屋一样。同时，富有争议的“教会学校”继续履行英国教育的功能，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19世纪60年代，不列颠在国内外到达鼎盛时期。国内铁路四通八达，航运通达世界各洲。传统农业虽在与粮食自由贸易的竞争中每况愈下，但制造业仍未受到德国和美国日益强大的工业的冲击。在地方政府，19世纪30年代的市政改革发展成为强劲的公民事业。伯明翰的人口从19世纪初的7万人增至1870年的35万人，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和纽卡斯尔人口也出现类似增长。这些城市生机蓬勃，市政厅、旅馆、火车站和美术馆一应俱全，其规模可以与欧洲相媲美。市政革新的领导人是伯明翰自由派市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他于1873年当选市长，等他卸任的时候，据说“公园、街道、巡回法庭、市场、燃气、自来水等生活必备品井井有条，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他高兴地称这种改善为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安吉拉•伯德特—库茨（Angela Burdett-Coutts）和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为城市平民住房问题奔走呼吁。在美国慈善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成就的激励下，两人试图推倒贫民窟，代之以“值得救助的穷人”所居住的公寓，方法是说服潜在发展商相信公道的租金可以带来合理利润，这一原则被称为“5%的慈善”。

格莱斯顿内阁也是改革派内阁。公职人员的招募不仅要有人赞助，还要通过考试。征收入伍手续费的做法被禁止。大学向拥有各种信仰的学生敞开大门。允许大学老师结婚，牛津北部郊区到处是高高耸立的哥特式教师家庭住宅。1871年，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成立，合法工会兴起，虽然政府严格限制工会集会活动。1872年，一项法案规定选举时实行无记名投票。上了年纪的拉塞尔对此无法接受，他警告说这会导致危险的“普选权”。辉格党人长期惧怕“民主”，再也无法跟上自由派的脚步。

科茨沃尔德布利斯尼作坊（Bliss Tweed Mill），1872年：伪装成普通农舍的维多利亚工业机密。

在国外，格莱斯顿继续奉行帕默斯顿的谨慎帝国主义和避开欧洲纠葛的政策。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避开革命运动一样，英国也避开了俾斯麦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兴起以及1870年巴黎被围的惨况。然而爱尔兰不容忽视。饥荒和移民美国对人口造成沉重打击。英国人口激增，爱尔兰人口却锐减。爱尔兰原来有800万人，占不列颠群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20年后，人口却在此基础上减少了一半。爱尔兰是一个受压迫的国家，为英国地主所有，听从外国政府命令，被迫信奉不为人心所喜的宗教。然而只要英国国教和英裔爱尔兰人占据上风的上议院仍旧坚决反对改革，格莱斯顿就无法缓解爱尔兰的困境，不过他成功废除了爱尔兰国教教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爱尔兰土地法案以保障佃农安全。

执政6年后，格莱斯顿内阁疲态尽显。迪斯雷利嘲讽内阁是“一座疲惫的火山—而不是黑暗中的一炷火焰”。1874年选举中，尽管自由党获得大多数选票，但却未赢得多数议席，于是托利党再度执政，时年69岁的迪斯雷利出任首相。在充当多年反对派之后，他从中总结了一点，那便是日益壮大的选民队伍期待渐进式变革。他废除了格莱斯顿时期的工会集会禁令，一名工会领袖表示，托利党“在5年内为工人阶级办的实事比自由党50年都多”。迪斯雷利还颁布了一项公共住房法案、一项教育法案、一项卫生法案和一项工厂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和自由党产生了分歧。他希望沿着查塔姆未竟之路走下去。1875年，为了保护英国向东的交通线，他购买了新成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将近一半股份。第二年，他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令她生气的是，格莱斯顿竟提出反对），女王龙颜大悦。然而帝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迪斯雷利怂恿土耳其阻止俄国向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扩张，甚至提出重燃克里米亚战争之火。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新建的音乐厅中传出这样的齐声吟唱：“我们不想打仗，可是老天作证，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侵略主义”。

格莱斯顿批评迪斯雷利挑起了针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土耳其暴行”。格莱斯顿声称“就连南太平洋诸岛的食人族得知这一切也会怒火冲天”。迪斯雷利反驳道，保加利亚最严重的暴行是格莱斯顿本人。身为反对党一员，格莱斯顿的下一步行动堪称英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竞选活动，他于1879年动身前往新的中洛锡安郡选区，到各地发表演说。在此之前，大规模集会通常和卫理公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政治。格莱斯顿在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一般站在火车车厢的车尾平台上，利用“叫喊招揽人员”将他的话传达给观众。他在演说中指责迪斯雷利“外交政策狭隘、不稳妥、装腔作势、独断专行，一副自恋、得意的模样”。他的演讲内容被提前透露给媒体，迪斯雷利（和维多利亚女王）谴责此举“违反宪法”。

1880年，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人再度执政，迪斯雷利退休回到位于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外休恩登（Hughenden）的乡间邸宅生活，并于一年后去世。迪斯雷利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熟练掌握了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艺术。他天生能敏锐察觉公众情绪，并能够对其善加利用，一如他用阿谀奉承讨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他年轻时打败了皮尔，可也继承了皮尔主张进步托利主义的衣钵，彼时欧洲大多数保守派是君主主义者和反动派。客观地说，他在英国政治自由化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公民选举权贯穿了他政治生涯始终，他说得没错：保守主义要么改变，要么消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自由党竟然忽视了这一点。

格莱斯顿成为政界元老。他的1880年内阁成员全是同时期的旧同僚，这些人压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即将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新大陆大草原上铁路飞驰，蒸汽船降低了运输成本。1882年，第一艘冷藏货船“但尼丁”号（Dunedin）抵达伦敦，随船运来的冷冻新西兰羔羊肉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肉类市场引起了轰动。20年后，不列颠进口谷物的价格降低了90%。这对英国业已苦苦挣扎的农民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农业再也不能指望得到议会的保护。

1884年，19世纪第三次改革法案通过，投票权范围扩大到所有男性户主，选民数量翻了一番，增至500余万，涵盖了矿工、磨坊工人和农业工人。选举权的扩大足以表明，民意已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这也缺不了大众媒体兴起的推动作用，伦敦创办了十几份日报，英国境内共有上百份报纸。19世纪80年代，有组织的“左派”形成，该词源自旧时法国国民大会的座位表。1884年，以研究为主的 费边社（Fabian Society）注31成立，创办人是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以及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费边社信奉罗马将军费边的名言：“为了恰当的时机，你必须等待。”这句话成为更多同时代革命者的绝望心声。费边派致力于“渗透”自由党。

迪斯雷利的海外事业此时开始困扰格莱斯顿。1885年，英埃联军被迫撤出苏丹，“侵略主义”报纸强烈要求他把这项任务交给魅力非凡的乔治•戈登（CharlesGordon）将军，在查令十字火车站为戈登举行的送行会上人头攒动。为了顺应民意，戈登抗令不从，拒绝放弃苏丹首都喀土穆。该城被伊斯兰教信奉救世主降临的托钵僧攻占，戈登被杀，格莱斯顿因没有支持戈登而备受指责。1885年6月，格莱斯顿被迫辞职，让位给以托利党新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为首的短期过渡政府。不到一年，格莱斯顿第三次上台执政，此时出现了“悬浮议会”（即没有一个政党成为议会多数党）的局面，他上台依靠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中的选票。

大英帝国的崛起并非没有牺牲。戈登不顾后果地远征苏丹，结果客死他乡，同时造成了格莱斯顿的垮台。（画家情景再现）

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在不列颠政治上的重要性很难想象，爱尔兰人将反天主教主义、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殖民主义的种种情感和利益融合于一身。这些因素非同小可。要不是马铃薯饥荒，爱尔兰人的选票在19世纪末本可以占到不列颠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而爱尔兰议员也本可以在下议院实现常规的权力平衡。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由脾气暴躁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领导，他头脑聪明，领导能力出众。格莱斯顿称其为“自己所见过最了不起的人”。巴涅尔坚持创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自治的新爱尔兰自由邦，这个自由邦涵盖东北部的阿尔斯特省（Ulster），该省大多数居民是新教徒和统一主义者。这个提议遭到了托利党以及张伯伦所领导的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s）的反对，张伯伦当时是议员、内阁成员兼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主席。

为爱尔兰争取地方自治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搏。1886年4月，他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提出一项议案，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下议院演讲的巅峰之作。然而议案最终徒劳无功。这项议案被否决，张伯伦辞去政府职务，与统一派一起逼迫格莱斯顿辞职。在1886年的另一场大选中，保守派和张伯伦自由党统一派联合执政，索尔兹伯里侯爵出任首相。这与利物浦-皮尔和德国比—迪斯雷利执政时期托利党保守派和改革派融合的情形如出一辙。在下议院，扣眼上插着白玉兰的张伯伦派头十足，他鼓吹“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和进步；在上议院，索尔兹伯里侯爵规劝各位大臣“与对手相比，要放慢工作效率，控制工作热情”。18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县级政府与城镇接轨，治安法官和教区委员会被62个郡议会取代。第二年，伦敦市政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立。

1892年选举后，格莱斯顿四度执政，他时年82岁，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逐渐衰退，但声音仍坚定如初。维多利亚女王大吃一惊，她没想到“偌大的帝国”即将“交到一个年老、疯狂、令人无法理解的人颤抖的手中”。此次选举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首批独立派工党议员，有苏格兰矿工凯尔•哈迪（Keir Hardie）、来自伦敦巴特西区（Battersea）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和来自苏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的哈夫洛克•威尔逊（Havelock Wilson）。哈迪被分派苏格兰东南部西汉姆（West Ham）伦敦议席，他身穿花呢套装，头戴猎鹿帽，伴着随行军乐队的乐声来到议会。一年后，他成为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领导人，出席地方党支部年会，并推动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议程。格莱斯顿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爱尔兰地方自治上。巴涅尔于1891年去世，终年45岁。他生前已经和反对派格莱斯顿商谈好改良版地方自治议案的具体细节，但却在自己领导下的爱尔兰议会党失去权力，起因是他的离婚案闹得纷纷扬扬，其中还牵扯到他的情妇基蒂•奥谢（Kitty O’Shea）。当时正值爱尔兰需要保持团结的时候，此事使爱尔兰议会党陷入分裂。格莱斯顿的新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但却在上议院以419张反对票、41张赞成票被否决，这是对世袭制前所未有的肯定：不惜违背选民意志。格莱斯顿辞职，他发出最后警告，表示自己在爱尔兰问题上与上议院的分歧“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凯尔•哈迪，党领袖，在特拉法加广场作公开演讲。

4年后，格莱斯顿去世。他的生涯历尽政治起伏，从保守托利主义转变为自由党改革。他成长于摄政时期。他反对1812年《改革法案》，却成为善用该法案影响力的老手。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财政清廉，人民生活条件改善。他的晚年蒙上了爱尔兰的阴影，不过他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为此事烦扰的英格兰领导人。他的遗体由地下火车运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葬，这是自威灵顿公爵去世后伦敦最隆重的葬礼。

1895年选举后，索尔兹伯里侯爵上台，他行事小心翼翼，堪媲美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德国此时组建了一支海战舰队，意图与意大利和比利时一起建立一个非洲帝国。索尔兹伯里侯爵对此无动于衷，他奉行“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他表示，“事情越少”，越有益于英国。关于外国干涉英国内政的行为，他认为：“根据过往经验，各国应共同谴责这种行为，各国政府应避免这种行为。”

英帝国的责任不应该被轻易忽视。非洲好望角省总督是钻石大亨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他梦想不列颠的统治权有朝一日从好望角延伸至尼罗河。此区域内有独立国家德兰士瓦（Transvaal），该国是1881年 布尔人注32从英国人手里抢过去的，此时被 兰德（Rand）淘金热注33所席卷。1895年，罗兹支持詹姆逊博士（Dr.Jameson）带兵鲁莽进攻德兰士瓦，意在恢复英国对兰德的控制。这次突袭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其背后的经济和扩张动机引发了一场军事对峙，布尔人最终攻打殖民地小镇马弗京（Mafeking）。金伯利（Kimberley）和雷地史密斯（Ladysmith）被围，纳塔尔（Natal）受到威胁。英国民众起初斗志昂扬，当英军在布尔游击队面前不堪一击时，英国民众才大吃一惊。

1899年，英国政府派国内最杰出的将领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前去遏制布尔军队，他正在恩图曼战役（the battle of Omdurman）中为戈登报仇。战争拖到了1902年，基钦纳勋爵创立“集中营”，意在阻止布尔家庭为战场上的士兵送粮草，不过此举恶化了战势。集中营疾病横行、死亡不断的消息激起了世界各国的舆论谴责。英军最终获胜，德兰士瓦被纳入英帝国，不过英方许诺其实行特赦，允许自治，并赔偿布尔家庭。这场战争是远方冲突接连爆发的例子，大英帝国的抗体开始出现，宗主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在新世纪初，英军与南非布尔人作战，结果抑制并重创了大英帝国不可一世的气势。

其后100年间，不列颠发生了剧变，这是此前任何世纪所未见的。大量人口从乡村迁往城镇，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翻了两番，增至4000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富戏剧性。1800年，大多数英国人口生活在乡村。他们靠土地生活，或者说靠在周边集镇出售农产品生活。当时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公共教育，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邮政，也没有迅捷的交通。人们只能用明火取暖，用蜡烛照明。规模最大的居住地是有教堂的古城。在英国大部分地区，生活方式自1700年，甚至自1600年以来似乎没多大变化。

到1900年，英格兰旧貌换新颜，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仍可辨认。除了最贫穷的人，房屋都是用砖石建造的，房屋周边有现代基础设施，譬如人行道、自来水管道和下水道。工人阶级中上层所居住的房屋有煤气，一些家庭甚至还有电。桌上摆着每日报纸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路面浇上柏油，汽车从柏油路上跑过，时速限制在12英里以下（不过不再要求汽车前面插上一面红旗），1900年，在伦敦至布莱顿的路上，据估计每小时有1200辆汽车通行。火车四通八达，包括伦敦的地下电气化火车，运行时间可与今日相媲美。大多数社区附近有免费或平价学校和医院。维多利亚早期黑漆漆、外观丑陋奇怪的作坊被洁净的工厂取代。此时的英国是乐观和新奇之地，此外毫无疑问也十分现代。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她是宪法礼仪的化身，在位长达三分之二世纪之久。她和她的德国丈夫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很多嫁进了欧洲各国皇室。她展示了对家庭的热爱和世界大同主义，这两者是始终贯穿时代变迁的主线。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她开始身穿黑色衣服为他守丧，并将他的肖像画放在旁边枕头上。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威尔士的爱德华王子（Edward Prince of Wales）风流不羁，挥霍成性，这更加深了她的阴郁情绪，她认为他不比摄政王强到哪里去。多年来，她甚至不允许他看一眼国务文件。尽管众大臣多次求情，但她更愿意把宽容留给英国子民。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维多利亚女王满足了他们最期望从一位君主身上得到的东西：稳定和完整。

老年的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宪政稳定领先于欧洲的其他地区，推动英国成为全球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