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The Locust Years 气势低迷的岁月(1918—1939)
1918年的英国是一个满身伤痕、满怀期待的国度。那些为战争付出一切的人相信，海外国家安全应该能够促进国内社会保障。英国民众希望得到安全，不仅要对抗外国敌人，还要抵抗饥饿、疾病、失业，甚至收入分配不公。刚刚宣布和平，世界各国就被一场大规模流行性感冒席卷，这更强化了人们的不安全感。1918年和1919年，光是不列颠就有大约22.8万人死亡，而且主要是年轻人。从战场上返回的帝国军队将疾病带到家乡，据说全球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这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人类灾祸，甚至比昔日的黑死病还要严重。
休战一个月之后，劳合•乔治举行了选举，女性首次参与其中。乔治利用自己的战争领导人身份，主张继续联合托利党人协助重建工作。考虑到阿斯奎斯和近半自由党议员对自己的敌意，他和保守党商量好不提名反对支持派自由党人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和保守党领导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联名给未受挑战的候选人写了一封信。阿斯奎斯嘲笑这些信是“优惠券”，因此1918年选举又称“优惠券选举”。这种联合获得压倒性胜利，虽然参与其中的478名议员大多数是保守党人。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加入到工党的反对阵营中来，不过自由党自此再未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地盘。工党继承了其衣钵，劳合•乔治认为工党是“偏激、反战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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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选举中，鉴于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女性第一次获得了投票权。
这次选举笼罩着浓厚的反德情绪，人们纷纷要求“绞死德皇”和“把德国这颗柠檬榨到渣儿都不剩”。《泰晤士报》拒绝讨论使德国破产的可能性后果，只是要求“我们提交法案”。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无视劳合•乔治和年轻经济学家凯恩斯要求谨慎对待战败德国的请求，以最“羞辱”的方式惩罚德国人。这意味着盟军占领莱茵地区（Rheinland）以及巨大的经济赔偿。《凡尔赛和约》意味着德国对民主的初次尝试就是无法承受的债务，这种困境使希特勒重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在1925年后轻易攀上权力巅峰。
劳合•乔治认为《凡尔赛和约》是“疯子透过锁眼喊叫”。他掌握了英国大权。他是首位执政风格接近于总统作风的英国首相。他保留了汉基所领导的战时秘书处以及唐宁街“花园房”的外部助手办公室。哈罗德•尼尔逊（HaroldNicolson）认为，劳合•乔治的威尔士语调提升了他演讲的效果，“如今可与克伦威尔和查塔姆比肩”。在战时，他欺负和哄骗政府机器为自己所驱使，如今也是一样。政府通过一项住房法案，为“适合英雄居住”的房屋发放补贴金，并要求学生在年满14周岁之前接受学校教育。战争动员使工会成员的人数翻了一番，政府面临着来自警察、旷工、铁路工人，甚至士兵的罢工活动。只要他们走上街头，政府通常会做出让步。
与此同时，在爱尔兰海那边，丘吉尔疲惫地表示“潮水退去，前尘往事涌上心头，我们看到爱尔兰弗马纳郡和蒂龙单调的尖塔再次浮现”。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继续回避爱尔兰地方自治的问题，至少在不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1918年选举中赢得几乎所有爱尔兰南部席位，并于次年1月在都柏林成立了独立的议会，称为“众议院”（Dail Eireann）。众议院的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他公然向英国宣战。当时，爱尔兰仍由以新教徒为主的英国人统治和监管。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IRA）的恐怖主义暴行遭到了同样恐怖的“王室警吏团”（Black and Tan）辅警的残酷镇压，辅警中很多人是从西部战线解散的士兵。爱尔兰爆发游击战，毫无纪律性的士兵到处焚毁村庄，并于1920年12月烧毁了科克郡整个中部地区。即使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也是镇压为主，结果适得其反。1921年初，一份工党报告警告说“（爱尔兰）以不列颠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定会使英国在全世界臭名远播”。最终，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Act）促使劳合•乔治商议了一份条约，宣布成立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阿尔斯特的6个县单独设立一个议会。1922年，爱尔兰首次举行独立选举。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做法很快将其政治资本消耗殆尽。他通过卖官鬻爵手段资助私人办公室一事成为丑闻（骑士爵位开价1.5万英镑，贵族身份开价5万英镑）。他不检点的生活作风也街知巷闻，有人据此编了一首流行歌曲，歌名叫“劳合•乔治认识我爸爸”，这首歌有各种版本。联合政府的股票下跌。1920年，经济出现新的衰退。1921年，财政部被政府社会计划和偿还战争债务的花费弄得焦头烂额。以联合派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命名的“格迪斯大斧”（Geddes Axe）提出全面削减公共开支，上至国家防御，下至学校运营，甚至要下调警察和教师的工资。
左派的转变使英国政治更加复杂，工党票数增加，自由党票数减少到惨不忍睹。托利党几乎总是最大党，不过也面临着与工党或自由党联合的需要。1922年，对大多数托利党下议院普通议员而言，劳合•乔治联合政府越来越令人讨厌。同年10月，其中很多人在圣詹姆斯广场的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集会，决定不再支持这种联合。来自英国中部地区的议员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表示，如果托利党继续支持劳合•乔治这位很少出现在下议院并且利用私人“参谋团”统治的首相，他便“下野”。鲍德温认为，劳合•乔治是“可怕的人物，活力无限”。联合政府迅速崩溃，在当年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托利党下议院普通议员自称“1922年委员会”（1922 Committee）。自由党仍处于分裂状态，工党成为官方反对派。“威尔士能人”（Welsh wizard）劳合•乔治下台。他是福利国家的主要创始人，并成功带领英国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他造成了党内分裂，而且并非像小皮尔或格莱斯顿一样，是因为原则性问题，而是因为他贪恋个人权力。他面临着引导自由主义容纳工会工人的挑战，因此遇到了政治想象力的失败。在20世纪接下来几十年内，他所属的自由党再未能成为执政党。
鲍德温就任新一届托利党首相。和劳合•乔治截然相反，他行事稳妥，令人放心。他经验丰富，明白事理，脾气温和，心胸宽广，总爱叼个烟斗。遇到问题的时候，据说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填字游戏，直到冷静下来。不过他一上台，就借鉴了约瑟夫•张伯伦的观点，深信英国经济的恢复需要关税。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变动，自由党和工党皆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自己应该就这一问题举行提前选举。不过他在这一点上估算错误了。1923年选举的焦点是“食品税”，托利党处于不利地位。托利党仍是最大的党，不过却是少数派，工党排在第二位。再度出任自由党官方领导人的阿斯奎斯认为，多数选民强烈反对关税，由于工党是最大的反关税政党，因此工党应该在他的支持下组阁。
1924年1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正式宣布就职，成为英国首位工党首相。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一事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工党的上台被认为是耸人听闻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俄国人要接管英国，意味着个人财产要被没收，意味着禁止结婚和自由恋爱。其中一些人逃往肯尼亚和罗德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过上了及时行乐的生活。麦克唐纳带领高级大臣晋见国王的时候，媒体争论着他们是否戴高帽子，是否鞠躬，是否行吻手礼，以及是否任命世袭贵族（贵族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只任命那些无男性子嗣的贵族）。在诸位新大臣等候国王驾临的时候，作为其中一员的J.R.克莱因斯（J.R.Clynes）回想起人们的闲言闲语：“麦克唐纳是贫穷的书记员，托马斯是火车司机，亨德森是铸造工人，克莱因斯是磨坊工人，如今全都爬上权力的巅峰了！”麦克唐纳欣然接受了白金汉郡首相别墅，这栋别墅是李家族（Lee family）最近捐赠给政府的，以供“首相休息和娱乐之用”。他很快被指控犯了工党领导人的职业病，在职位魔咒的驱使下，他被英国上流社会所接纳，同时也沦为 “香槟社会主义者”注34。
麦克唐纳内阁并不成功。他依靠政府的少数派地位来遏制一些同僚的社会主义倾向，不过托利党和主要为托利党掌控的媒体对他的一举一动持怀疑态度。有一次，政府撤回对一份共产主义报纸的煽动罪指控，就被人批评受到革命派影响，因而未能通过信任投票。麦克唐纳认为他应该举行6年之内的第四次选举。俄国所发生的事对左派活动并无裨益，仍为英国政治蒙上一层阴影。反对派急于利用 “红色恐怖”做文章，他们截获了一封苏联领导人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的亲笔信，他在信中主张“在英国工业区成功起事”，并“将列宁思想传播到英国和其他殖民地”，不过后来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鲍德温巧妙地利用新媒介广播，许诺“一个健全、明白事理的政府”，而非“革命理论和轻率的阴谋”。工党被踢下权力宝座，托利党议员以419张票击败工党的151张票。自由党仅仅获得40票。
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一位工党出身的英国首相。尽管被讽刺是香槟社会主义者，他始终致力于帮助工党获取候选资格。
当时的英国渴望回归战前状态，鲍德温正合心意。和平时期经济开始恢复，现代化的好处先前只有较为富裕的爱德华时期的人才能享受，如今却惠及更大范围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战后出现男人荒，人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与此同时，零售业和文书工作为年轻城市女性带来了新的独立。新一代女性因采取避孕措施获得了性解放，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向人们呼吁实行“计划生育”。登记离婚案数量从1910年的823起上升至1928年的4522起。消费经济蓬勃发展。英国道路上汽车的数量每年翻上一番。有房者比例从1910年的10%上升至30年代末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由此带来的低密度住宅区在英国郊区呈“带状发展”。英国人口只有20%生活在乡村。
在国家治理方面，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精神回归。保守党的政策承诺“在国内外实现宁静和自由”，再不会充当“世界警察”，这种观点深受欢迎。1925年10月，洛迦诺（Locarno）峰会召开，与会的“一战”参与国一致表示同意永远尊重和平以及彼此边界。英国外交部对“洛迦诺精神”非常热衷，为其主要接待室取名为“洛迦诺大厅”。英国人渴望将战争的号角和锣鼓抛诸脑后。就连大英帝国也进行了改良。1926年，帝国会议决定将原先实行自治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合并在一起，取名为“英联邦”（Commonwealth），颇有克伦威尔风格。英联邦并不包括非白人殖民地。
1924年，鲍德温使丘吉尔再度进入内阁，丘吉尔从前是自由党人，如今成为托利党人，出任财政大臣。丘吉尔后来犯了一个和加里波里半岛战役一样的错误，这个错误的阴影贯穿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他把英镑和黄金之间的兑换率定得过高。英国的煤炭出口很快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直接导致采煤量下降，进而工人工资减少。1926年5月，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rades Union Congress，TUC）呼吁各个工会在接下来的英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罢工中声援矿工。罢工运动波及几乎各行各业，唤起了民众的战时情绪。丘吉尔编辑了一份政府报纸，并派禁卫军步兵旅（Brigade of Guards）护送从码头运来的粮食。牛津大学本科生驾驶公共汽车，玩得不亦乐乎。不过意见出现分歧，就连一向保守的国王据说也认为罢工者“赶在你们决定之前，试图保住自己的工资”。
内阁努力在各不相让的双方之间斡旋。一位大臣表示，矿工的领导人“或许被认为是英国最愚蠢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和矿主频繁会面的话”。鲍德温的调解工作进行得如鱼得水。据说他曾表示内阁绝不应该“与教皇或全国煤矿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针锋相对。不过他听取调查委员会的意见，成功隔离煤炭工业，劳工联合会议在仅仅9天之后结束罢工，只留矿工们在徒劳无功地孤军作战。这次罢工运动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传奇性标志，虽然工会在罢工结束时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不过这也表明工会的权力存在局限性。此后，鲍德温缺乏必胜信念，习惯当和事佬，这一点自始至终都非常关键。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至少对新的工党议员是如此，后来他还支持工党认为工会应该向其成员征税并上缴工党的要求。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负责卫生、福利和地方政府等事务，托利党继承了小皮尔、迪斯雷利以及内维尔之父约瑟夫•张伯伦的自由主义传统。旧有的法律监护人制度被废除，民选郡议会和自治市议会负责医疗与济贫工作。
尽管鲍德温民望颇高，托利党还是在1929年选举中落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最后一批获得选举权的成年人，这些人是20多岁的妇女，她们的投票就是所谓的“低腰连衣裙票”（flapper vote，取名于时下流行的宽松垂坠连衣裙）。在无多数议会上，自由党决定推工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再度上台。新一届政府没有时间证明其执政能力。数周后的10月24日，美国债券价格泡沫破裂，导致华尔街和西方各国股票市场崩溃。在凯恩斯的指导下，工党内阁提出立即开展公共工程建设，却遭到了新任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的强烈反对。他要求削弱公共开支，而不是增加公共开支。
这种见怪不怪的矛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引发一片混乱。从1929年股市崩盘到1930年末，登记在案的失业者人数从100万上升至250万，并继续攀升。第二年，欧洲各国银行破产，由此导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崩溃。1931年8月，斯诺登的“5月委员会”（May Committee）反“格迪斯大斧”而行，提出征收2400万英镑新税，并削减政府支出9600万英镑，其中6600万英镑直接来自失业救济金。大臣们一片恐慌。他们匆忙结束假期，重回工作岗位，银行利率飙升，英格兰银行的黄金销售一空，英格兰银行警告说离“国家破产不远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帮助。报纸的大标题写道“迟早的事”。人们并不明白宣传和信心之间的关系。
工党诸位大臣无法容忍斯诺登的削减开支之举，于是内阁辞职。麦克唐纳向国王递交辞呈，他回来之后告诉目瞪口呆的同僚们，他已经主动要求以他为首与托利党暗中联合，而鲍德温并没有这么做。他要寻求选民的“医生授权”，实施削弱开支的政策。麦克唐纳的话也惊呆了忠心不二的斯诺登：“明天，伦敦所有公爵夫人都会争相亲吻我。”他通过广播宣布：“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理想。我负有国家责任。”1931年10月，举行新选举，麦克唐纳拿到了他想要的授权，不过只剩13名工党议员忠诚于他，他所依靠的只有473名“民族保守主义者”。和1918年的劳合•乔治一样，野心使他沦为托利党的囚犯。
英国货币采用金本位制，定值过高造成了1926年的大罢工。图中，巴士被示威者纵火烧毁。
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政党偏向性很强的媒体更是推波助澜。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和罗瑟米尔（Rothermere）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支持托利党，《新纪事报》（New Chronicle）支持自由党，《每日先驱报》和《每日镜报》则支持工党。1933年，J.B.普利斯特里（J.B.Priestley）在《英国游记》（English Journey）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英国贫困地区的所见所闻。1936年10月，“贾罗改革运动”（Jarrow crusade）爆发，200名失业工人从泰因赛德（Tyneside）步行到伦敦，一路上民众夹道欢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纪实性作品《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对贫穷现状的批判更加庄重严肃。
一些左派人士向富有魅力的劳工大臣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求助，莫斯利先前因斯诺登削减政府开支一事辞职，组建了一个“新政党”，成员最初都是凯恩斯社会主义者。1931年，莫斯利在意大利拜访了贝尼托•墨索里尼，此后将新政党改名为“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当时欧洲各国民主政府遭遇失败，“活力和阳刚之气”以及现代独裁者的呼唤对人们产生了一些吸引力，有人觉得墨索里尼“能够保证火车准点运行”。如果莫斯利没有背叛英国，走上法西斯之路的话，他本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事实上，其他国家纷纷积极应对经济萧条，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苏联有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此外还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而英国却躲进苏格兰书记员麦克唐纳和西米德兰兹郡商人鲍德温的庇护下。麦克唐纳和鲍德温实施斯诺登的计划，使英镑贬值，收入提高，失业救济金被削减。
英国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20世纪30年代，英国恢复了20年代中叶的经济发展步伐。伦敦西大街上出现了异国情调的装饰艺术工厂，主要生产生活消费品，譬如胡佛真空吸尘器、吉列安全剃刀和费尔斯通汽车轮胎。伍尔沃斯（Woolworth）超级市场在各大主要街道上随处可见。1927年，先前私人拥有的英国广播公司依照宪法被收归国有。其总经理是约翰•里思（John Reith），他是一位简朴的苏格兰人，他建立了一种独立的传统，这种传统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延续至今。1932年，英国和威尔士拥有1000万名无线电听众和200万名电话用户。1922年，继美国生产福特T型汽车之后，英国的奥斯丁7型车问世，这款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价格降至125英镑。到30年代末，英国道路上的汽车数量高达300万。以“罗克西”（Roxy）、“雷加尔”（Regal）、“奥德昂”（Odeon）和“高蒙”（Gaumont）命名的大型电影院矗立在各个街区，瓦伦蒂诺（Valentino）、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Fairbanks）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电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现实世界的空间。美国爵士乐风靡一时。
尽管处在经济复苏中，哈罗（Harrow）爆发的反饥饿游行（hunger march）体现出英国北部和南部的差距日益明显。
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英国民众将之前10年的和平主义进行到底。1935年，开展了有史以来最私人化的投票活动“和平投票”，1100万张选票结果显示，民众支持实力尚且不足的国际联盟，并赞成在世界范围内禁止武器生产。在同年大选中，麦克唐纳落选，鲍德温再次出任首相，他当着自家保守党选民的面被迫承诺“将不再有大批武器”。大臣们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自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以来并不是洛迦诺峰会精神的可靠盟友，德国此时正在迅速重新武装起来，不过当时人们对苏联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更别说德国了。1936年，英国还有另一件事放心不下。乔治五世去世，王位由时年41岁的爱德华八世继承。新国王喜爱跳舞，不拘礼节，对公共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访问威尔士南部地区穷人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必须有所作为。”（something must be done.）不过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并想娶她为妻。虽然已经封锁了消息，但流言还是越传越盛，鲍德温最后告诉爱德华八世，他必须在辛普森夫人和王位之间做出选择。鲍德温说道：“在王后的选择上，必须听取民众的意见。”虽然君主不再具有政治话语权，但仍有公众支持爱德华八世，国王必须做臣民的表率，因此他和辛普森夫人的关系是不会被公众所接受的。1936年12月11日，爱德华八世通过广播深情地表示，他选择了辛普森夫人，并宣布退位。王位由乔治五世的弟弟“害羞的伯蒂”（Shy Bertie）继承，是为乔治六世（1936—1952年在位），他就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前国王爱德华八世即温莎公爵以及温莎公爵夫人，与希特勒在1937年的合影。
1937年，身心俱疲的首相鲍德温让位给内维尔•张伯伦。张伯伦担任大法官6年，他引导英国安全走出经济萧条，并推进了福利国家的进程。不过他在公众面前缺乏温情或人情味儿，人们戏谑地称他为“针头”和“泡菜头”。德国的好战之心迅速膨胀，不过张伯伦和鲍德温谁都无法使公众相信英国此时应该重整军备迎战。然而，英国从1938年起，喷火战斗机大批量生产，建立新工厂，并计划修建防空洞作民防之用。1938年9月，希特勒无视《凡尔赛和约》规定，公然表明其占领捷克苏台德区的企图，张伯伦赶往德国慕尼黑与希特勒会谈。
张伯伦乘坐飞机回国时，飞机在赫斯顿机场着陆，他手里挥舞着一张“象征着英德人民永不交战愿望的”的纸，人们对他致以最热烈的欢迎。他后来告诉人们，他带来了“光荣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和平时期”。他发表无线电讲话，认为“就因为某个远方国家爆发冲突，而且冲突双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就连忙挖战壕，戴上防毒面具……这也太可怕，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了”。此时身为下议院普通议员的丘吉尔相对而言独树一帜，他公开反对德国，后来还称之为“被蝗虫吃掉的年月”。他在下议院说《慕尼黑协定》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失败”，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其他议员的高声反驳声里。事后看来，《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使英国民众大大放松了警惕。
历史对张伯伦并不友好，人们视他为希特勒德国时期重要的绥靖政策发起人，不过近年来，历史学家对他的批判有所减轻。当时，民众和大多数媒体强烈支持容忍欧洲独裁者，他们反对重返战场，抓住一切能够支持他们乐观心态的东西。此外，作为普选权实行之后英国政府统治下的第一代人，他们觉得必须遵从所谓的民意。民意统治的概念最终落到实处，却不料造成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后果，这颇具讽刺意味。张伯伦及其同僚也被他们的军事顾问所束缚。他们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就开始重整军备，不过张伯伦前往慕尼黑谈判的时候，众参谋长警告他说，他们并未准备好同希特勒作战。英国必会遭受德军攻击，张伯伦不得不争取时间。他争取到了6个月时间。1939年3月，希特勒违背了他对张伯伦的承诺，出兵占领布拉格。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希特勒向波兰发动“闪电战”。这些侵略行动打破了英德《慕尼黑协定》有关波兰主权的保证，张伯伦被迫于两日后宣布英国对德国宣战。一支英国军队跨越英吉利海峡，正如他们在1914年和此前多次所做的那样。不过这一回，他们首次铩羽而归。
张伯伦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定，回国后受到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尽管这项协定暂时姑息了独裁统治者，但为英国争取了宝贵时间，对于日后抵抗希特勒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